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游。”當時只重視首句，認為它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大量胡商在揚州經商、生活的歷史事實。至于該詩寫作的時地、詩中的“西陵”在何處等等，從沒想過要去深究。

最近讀陳道貴先生《杜詩考辨二則》，其中第二則就是對“西陵”問題的討論（《古典文學知識》2016年第2期），受益不少。陳先生首先指出了歷來關于“西陵”的兩種觀點：一般認為指的是越州西陵驛，錢謙益《錢注杜詩》、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蕭滌非《杜甫詩歌選注》、陳貽焮《杜甫評傳》等都持此說。不過，也有人提出過異議，黃生、盧元昌就認為“西陵”應該是揚州之地。在此之外，陳先生根據“西陵”的異文（《杜工部草堂詩箋》《九家集注杜詩》《錢注杜詩》《杜詩詳注》等均注“‘西’，一作‘蘭’”）提出新見，認為蘭陵（南蘭陵）“雖不屬淮南道之揚州，但地域相連，僅一江之隔。……如取異文‘蘭’，則‘蘭陵’與杜詩所稱之‘揚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較接近，其詩所寫之境較為統一；而所謂‘故驛樓’，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來頗為著名的史實。‘西’與‘蘭（蘭）’文字差異較大，當非形近而誤。或許后世注家對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筆底，遂疑而改‘蘭’為‘西’，造成杜甫此詩之異文”。

這三種看法中，第一種引證豐富，言之鑿鑿，諸家多采其說，似乎最為可取。但正如黃生等人所分析的，“錢引《水經注》及《會稽志》、《浙江通志》，證此西陵在會稽。……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處。詳此篇上文曰‘揚州’，下文又曰‘淮南’，則西陵當在維揚，乘興東游，亦即此地，無緣遠及會稽之西陵也”（黃生撰、徐定祥點校《杜詩說》，黃山書社1994年版），從詩意來看，西陵確實應該在揚州。陳道貴先生的新解中，對黃生之說沒有辯駁，而對“蘭陵”異文的解釋又多屬推測。南蘭陵在常州武進，經曲阿（丹陽）、潤州（鎮江），過長江方能至揚州，兩地相距約一百公里，而不是“地域相連，僅一江之隔”。杜甫聽到商胡要到揚州去，卻回想起了蘭陵，然后又讓商胡問問揚州（淮南）的米價，這種“揚州—蘭陵—揚州”的思維跳躍，也不合理。而且，異文“蘭”字只見于注中，與之相比，各家顯然還是更為認可“西陵”。

我認為黃生等人根據詩意推斷西陵在揚州，是十分合理的。只是他們沒有找到充分的文獻依據，來回答“揚州有西陵嗎”“揚州的西陵在哪”這一類的問題。幸而，2013年在揚州發掘出土了隋煬帝的墓志，為合理解釋揚州“西陵”提供了新的可能。

隋煬帝墓志的釋文已經有數種發表，這里引錄的是發掘者公布的最新釋文：“隋故煬帝墓志惟隋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于揚州江都縣……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荊棘蕪……永異蒼悟……貞觀元（元或九）年……朔辛……葬煬……禮也……方……共川……”（束家平《揚州曹莊隋煬帝墓的發掘與收獲》，洪軍主編《隋煬帝與揚州》，廣陵書社2015年版）不管是發掘者，還是其他對隋煬帝墓志進行釋文的學者，對“西陵荊棘”的釋讀都沒有異議。

“西陵”的“陵”顯然不是指帝王陵墓，因為唐初改葬隋煬帝時，沒有將其按帝陵的規格下葬，墓中出土的墓志即可證明這一點。“陵”有“大阜”之意，《詩·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陵”即高出地表的山峰。揚州地區地勢較為平坦，只有城北蜀岡為較高處。蜀岡呈東西走向，最高處分東峰、中峰、西峰。東峰相傳為隋煬帝迷樓所在，今為觀音禪寺。中峰為棲靈塔所在，唐代詩人多喜歡登塔賞景；歐陽修為揚州太守時，曾在此建平山堂，據言登上平山堂，鎮江金山、焦山亦可歷歷在目。隋煬帝墓則在蜀岡西峰頂部，結合陵有山峰之意，可知墓志中的“西陵”就是指蜀岡西峰。

唐代揚州西陵（蜀岡西峰）附近是否有驛站呢？有的。唐代趙嘏《廣陵道》詩云：“斗雞臺邊花照塵，煬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歸雁，白首哭途何處人。”斗雞臺、煬帝陵都在唐揚州子城西的蜀岡西峰，旁邊即是“廣陵道”。更直接的證據是比杜甫稍晚的權德輿（759—818）《宮人斜絕句》：“一路斜分古驛前，陰風切切晦秋煙。鉛華新舊共冥寞，日暮愁鴟飛野田。”隋煬帝巡幸揚州時，把死去的隨行宮女葬在蜀岡西峰南側的斜坡上，其地稱“宮人斜”，與隋煬帝陵距離很近。從權德輿的詩中，我們可以知道宮人斜旁邊就是古驛站。

總之，根據《解悶》（其二）的詩意，詩中的“西陵”應該在揚州。而隋煬帝墓志中明確提到“西陵”，這個西陵（蜀岡西峰）旁又有古驛站，與杜詩完全吻合。所以，杜甫所說的“西陵”，應該就是揚州的蜀岡西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