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口可樂的那種甜？

在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崇尚多元、重視信息的消費時代，還有什么問題是沒有被公開談論過的呢？金錢、性、暴力、權力、身體、非理性、死亡意識，所有這些問題被人們翻過來倒過去地談論著，配上事實、表格、圖像和統(tǒng)計數(shù)字，唇槍舌劍，眾聲喧嘩，已經(jīng)達到了讓人受不了的程度。

但當記者就“幸福是一個可以公開談論的問題嗎”詢問法國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柯的看法時，福柯的回答是：不。我猜，福柯可能認為不存在與“幸福”這一概念相對應的人類共同的事實。比如吧，對非洲饑民來說，幸福簡單得就好像啃方便面就能啃出來似的，假如能啃上炸雞翅的話，那就簡直幸福得可以飛起來。我相信，一聽可口可樂會令他們覺得生活真是甜蜜。但非洲饑餓的兒童們肯定不會去問甜（這種可口可樂的甜）作為一種品質，對中產(chǎn)階級的幸福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可口可樂的甜，來自一個不能公開的秘密配方（關于中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的秘密？關于20世紀人類幸福的配方？），不像甘蔗的甜來自大地——那種有根的甜，被雨水淋過、被太陽曬過、被風吹過的甜，也不像葡萄的甜——那有點酸的、透明或半透明的、可以釀成酒的甜。20世紀的人對幸福懷有轉瞬即逝、怎么也抓不住的感受，這種時間感受在可口可樂中得到了相當貼切的表達。如果說葡萄酒體現(xiàn)了過往時代的時間品質——陶醉、沉溺、悠長，那么可口可樂所表達的則是另一種質地的時間——一種由氣泡和無緣無故的亢奮感臨時構成的時間，一種每分鐘都在走氣、兩小時就會失效的時間，它的存在完全是概念化的。一聽易拉罐的幸福，太輕，太短促，太多泡沫，要喝就得趕緊喝掉，趁它還在冒泡——這就是可口可樂給幸福下的時間定義。20世紀的人對事物和思想的永恒性質不耐煩。埃茲拉·龐德寫過這樣兩行詩：

當我倦于贊美落日和晨曦，

請不要把我列入不朽者的行列。

可口可樂，國際口味的甜，其成功秘訣在于往甜里面摻進了一些類似藥味的東西，使甜不那么甜，成了一種超甜。它沒忘記給虛無派用場，瞧，每聽可樂里面都充滿了看不見摸不著的氣體。跑了氣的可樂，甜還是那么甜，但全都作廢了。白領階層喝可樂，不僅得有氣泡，還得是冰鎮(zhèn)過的，容不得一點點熱。但換種喝法行不行呢？比如四川大巴山一帶流行的喝法是頭一天打開可樂，第二天燒開了當糖開水喝。為什么要這么喝？是因為山區(qū)農(nóng)村沒那么多冰箱用來冰鎮(zhèn)可樂，還是因為農(nóng)民們認為可樂不夠干凈，一定要用古老的火來給它消消毒？不得而知。我猜想，大巴山的純樸山民們大抵并不喜歡可樂里面的泡沫味道，只喜歡甜本身。

記得一位西方音樂史學家說過：只有在大革命前的巴黎生活過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作生活的甜蜜。我1997年去過巴黎，我真的很喜歡這座城市。問題在于，對那些整整一生都待在巴黎的現(xiàn)代人來說，巴黎的甜蜜讓他們膩透了。甜本身變得不甜了，或是更甜了，兩種情況都讓巴黎人難以忍受。我的幾個巴黎朋友告訴我，他們一有假期就會抽身逃離這座甜得發(fā)了酵的城市，一分鐘也不浪費。到哪兒去呢？越南或非洲。也許，該讓巴黎佬與非洲饑民換個地方、換種生活方式活一活？幸福能調包嗎？

真的，這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還有哪兒的人不在喝可口可樂。既然甜可以經(jīng)由一個配方變成工業(yè)產(chǎn)品，那么，是否有一天幸福也可以配方化、產(chǎn)品化？我的意思是，幸福可以是一粒藥片，一個電話號碼，或一個有獎競猜的標準答案嗎？幸福可以公開比賽嗎，其結果是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之后的平均得分嗎？幸福就是“豬羊抵銷”嗎？易拉罐的幸福，兩小時的甜，到處在冒泡的美國夢。對于西方人來說，“及時行樂”的人生觀與清教禁欲原則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與可口可樂大致協(xié)調的生活節(jié)奏和消費景觀，但是，東方人呢？是否東方人所思考的更多是關于如何對待苦難的問題，而難以勝任幸福？東方思想幾乎不帶甜味。幸福和甜是一種能力，不僅涉及物質狀況，也涉及精神生活。現(xiàn)代人得到的大抵是一種每分鐘都在跑氣的、由金錢和泡沫構成的幸福。誰又買不起一聽可樂，那就趁氣泡跑光之前喝了它吧。至于可口可樂的配方，那并非什么關于生活、關于幸福的秘密，那純屬工業(y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