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化與物態化的消長
意志化與物態化的消長
我們訴諸感情,只是為了給理智找到營養;我們破壞常規,只是為了創造理想。
——桑塔雅納:《詩歌的基礎和使命》
從比興出發挖掘中國現代新詩的物態化根性,這絕不意味著中國現代新詩就是中國古典詩歌的自然延伸,是古典詩學精神孕育下的產兒:正如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及的那樣,新詩初創的動力來自西方,西方詩歌及西方詩學的影響絕對是不可輕視的,這是我們認識的前提,拋開了這個前提,我們同樣也會模糊歷史發展的本質。我認為,西方詩歌以及西方詩學對中國新詩的影響也是持續不斷的,問題在于,我們應當如何來重新認識這一影響的具體特征,以及它又是如何與中國傳統詩歌理想相互纏繞、抵牾和結合的,這些纏繞、抵牾和結合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有什么樣的表現。
我認為,西方詩歌的文化特征在于意志化。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意志化與物態化呈現為一種彼此消長的關系。
1.意志化辨
意志化是在與物態化相對應的意義上加以定義的。
西方文藝思想的奠基人柏拉圖曾經非常矛盾地表述他的“詩說”,他以“理性”的鞭子把詩人趕出了“理想國”,卻又滿懷深情地述說著詩歌運思的迷狂狀態:詩神“憑附到一個溫柔貞潔的心靈,感發它,引它到興高采烈神飛色舞的境界”。柏拉圖是自我矛盾的,但我們卻也看到,無論是矛盾的哪一面都強調了這樣一個觀念:詩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回歸和品味,而是對某種超越性的意識形態的表達,或者是“理性”,或者是神的意志。理性自然是自我意識強化的產物,而所謂神的意志也不得不經常由個人的自我意志來表達。于是,這互有矛盾的東西又總是可以統一起來的,并最終構成了詩人追求自我意志的最早根據,詩人的意志化貫穿了西方詩歌創作發展的全過程。從古希臘到18世紀的整個西方詩歌史,是意志化思維模式主導一切、操縱一切的歷史。中世紀的神學無疑也以效忠上帝的形式凸現了意志的作用,在這一觀念中,對客觀世界的親近就是對上帝的褻瀆。18世紀后期的感傷主義與19世紀的浪漫主義似乎是打開了一扇通向自然的門扉,但自然還是自然,西萬詩歌并無放棄個性、返回自然乃至物態化的打算。“因為他們,像康德一樣,認為純然感受外物是不足的,真正的認識論必須包括詩人的想象進入本體世界的思索,必須掙扎由眼前的物理世界躍入(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浪漫主義詩歌的基本特征是詩人對客觀自然的不斷解說、明辨,不斷追問它們何以如此存在,意志化依舊處于統攝地位。現代西萬,與哲學上一系列“反傳統”的觀念調整相適應,以象征主義為先驅,開拓了詩歌藝術的新境界,這種藝術思維用奧遜(Charles Olson)和克爾里(Robert Greeley)的話來說即是“在創作的瞬間物象的發生……可以、應該、必須按它們在其中發生時的原原本本的情況去處理,而非經過任何外來的觀念或先入為主的概念”。但是,所有這些原原本本“的物象卻并不就是客觀事物的原真狀態,而是經過了詩人主觀意志”陌生化“處理的東西。龐德(E.Pound)對意象的界定是:意象不是一種圖象式的重現,而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現代詩作為”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的展示,其意志化的特征依然是彰明顯著的。自我意識并沒有在艾略特的”非個人化中泯滅,它倒是經過這樣一場前所未有的語言革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總而言之,西方從詩學理論到詩歌創作都始終保持著對詩人主觀意志的肯定和推重。在他們看來,詩人主體的意志性高于一切,客觀外物是被操縱被否定被超越的對象;詩應當成為詩人從自我出發,對世界的某種認識和理解;藝術的世界是一個為自我意識所浸染的世界;詩人們著力于自然的“人化”而不是自我的“物化”,所有這些,都屬于西方詩歌的意志化特征。
2.中國現代新詩的意志化趨向
我們同樣應當重視中國現代新詩的意志化趨向,因為,對西方詩歌的大規模譯介、對印歐語法規范的借鑒、外來語的引入,以及存在于這些文學現象背后的無法拒絕的“西學東漸”,都不斷給中國詩人注入了異域的文化觀念,提供了嶄新的藝術樣本,這都是西方詩歌意志化精神移向中國的社會又化基礎。
歸納起來,中國現代新詩的意志化趨向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純粹自我的情緒開始成為一些詩歌描摹的對象。從理論上看,不少詩人都宣揚過詩的“自我表現”說,諸如“詩是個性的自我——個人的心靈的總和——一種在語言文字上”“沒條件及限制的表現”,諸如“文藝是出于自我的表現”,“抒情詩是情緒的直寫”。從創作上看,則有郭沫若《天狗》式的自我擴張,有殷夫《讓死的死去吧!》式的堅定信念,也有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式的激情……中國現代新詩對自我內在情緒的追蹤也最終建立了他與西萬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聯系,雖然比較完整的浪漫主義精神僅僅只在五四的《女神》中一晃而過,但這一詩潮的各個側面卻始終顯示在整個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在早期革命詩歌里,我們目睹了個人意志力的主導支配地位,在七月派詩歌中,我們領略了主觀戰斗精神的風采,在九葉派詩人的創作中,我們又發現了生命追求的頑強毅力。
其次,比較抽象的意念也出現在一些詩歌作品中。比如劉大白曾把“淘汰”這一進化規律寫得活靈活現(《淘汰來了》),饒孟侃沿街叫賣自己的“靈魂”(《叫賣》),聞一多把心靈深處的民族意識渲染得濃密而絢爛(《一個觀念》),李金發生動地表現了“希望”與“憐憫”這兩種心理類別(《希望與憐憫》),杭約赫細述人類“神話”的歷史意義(《神話》),穆旦剖析著歷史傳統與現實人生的復雜關系(《裂紋》)。
對抽象意念的關注是詩人自我意識日趨健全、以意志化的探索叩擊世界、追問人生的必然結果,它顯然突破了天人合一、情隨物轉的詩歌藝術模式,為中國現代詩歌提供了最新異的“反傳統”的思維途徑。40年代的九葉派詩人就具有明確的“反傳統”意圖,比如穆旦多次談到“受舊詩的影響大了對創作新詩不利”,而他本人的創作就是一種“幾近于抽象的隱喻似的抒情”。
再次,客觀世界成為創作主體調理、操縱的對象,這是追蹤內在情緒、表達抽象意念的必然結果。在中國現代新詩中,調理客觀世界的方式又表現有三:
其一是削減客觀形象,直接呈現主觀意識。如初期白話新詩,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初期創作及新月派的部分詩歌,早期革命詩歌及中國詩歌會的一些作品,臧克家、艾青的一些作品。
其二是主體介入、干預客觀世界。如艾青筆下的大都會巴黎:
巴黎
你是健強的!
你的火焰沖天所發出的磁力
吸引了全世界上
各個國度的各個種族的人們
具著冒險
奔向你
去愛你吻你
或者恨你到透骨!
——你不知道
我是從怎樣的遙遠的草堆里跳出,
朝向你
伸出了我震顫的臂
而鞭策了自己
直到使我深深的受苦!
《巴黎》
在對巴黎的表現中,詩人投入了一個東方青年特有的復雜情感和評價,詩歌就是巴黎這一客觀世界與詩人主觀意志猛烈沖撞的結果。沒有主觀意志的介入干預,就不可能對巴黎作出嶄新的評說。來自西方詩學的調理、解說式運思使中國新詩超越了外物原生形態的束縛,為意志化的馳騁開拓了廣闊的空間。類似的作品還有聞一多的《太陽吟》、蒲風的《生活》、田間的《森林》、鄭敏的《金黃的稻束》、穆旦的《旗》等等。
其三是客觀物象完全屬于詩人主觀幻覺的產物。如郭沫若的“鳳凰”(《鳳凰涅槃》)、“天狗”(《天狗》),徐志摩的“瞎馬”(《為要尋一顆明星》),聞一多的女鬼(《夜歌》),戴望舒的祖國之軀(《我用殘損的手掌》),穆旦的野獸(《野獸》)等。
其四是選擇、確立了新的詩歌表現模式,特別是從小說、戲劇的表現形式中獲得啟示,并把它運用到新詩創作之中。其中,應用得最多也較有成就的是“戲劇道白”,即詩歌模擬戲劇藝術的獨白或對白,從一個新的方向展示詩人意識的諸多側面。沈玄廬五四時的《“姓甚”》是最早的戲劇道白詩之一,它通過詩人和“他”關于姓氏的一段對白,挖掘了姓氏文化中所顯示的男女不平等觀念;聞一多的《天安門》則采用了一種獨白的方式,借一位拉車人的市井語言表現了反動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的白色恐怖,而拉車人特有的粗俗的充滿市民價值觀念的道白又把這一歷史事件所產生的復雜社會效應展示得淋漓盡致,耐人尋味;卞之琳的《奈何》是詩人“黃昏和一個人的對話”,對話歸結到“要干什么呢?”“到哪兒去好呢?”詩人不知,對話者亦不知,其中的人生無奈之嘆很耐人咀嚼。
戲劇道白的表現形式就其詩學淵源而言,與西方浪漫主義詩歌有密切的關系。戲劇道白曾經是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詩歌的重要藝術形式,它使敘述者能夠站在一個相對超脫的立場上,借助發話者與回話者對某一人生事件的不同態度,在彼此的差異所形成的碰撞當中呈現人生意蘊的復雜性。如果我們考慮到“對話”本身就是人對于世界的存在方式,那么這一表現模式的哲學意義就更加明顯了。所有這一類的復雜的藝術選擇,均屬于意志化的努力。
3.意志化與物態化的消長
物態化是中國現代新詩的民族根性,意志化又是西學東漸時代的必然趨向。在中國新詩運動中,這兩種文化追求盤錯在一起,彼此矛盾、消長,形成了中國現代新詩在又化特征上的復雜性。這樣,意志化和物態化都不可能再完整地顯示自己固有的價值取向,它們在與對方的碰撞當中彼此消耗、削弱,而雙方在一定角度上的相似性又促成了它們有趣的“融合”。
意志化的鋒芒不斷受到物態化需要的包裹、消化,失去了向西方詩學的深層系統作進一步推進的可能。我們看到,盡管中國現代新詩曾史無前例地關注純個人的情緒,甚至也表現過抽象形態的主觀意念,但是這些關注和表現最終也只是在一個相對淺近的表層上展示,又以一般性的描繪居多,而真正向下開掘進去的意志化思索卻較少。這樣,無論是個人情緒的波瀾還是抽象形態的意念都始終沒有與最深厚的生命本體的幽邃世界貫通起來,生命自身的意義從來沒有被懷疑,被重新估量(顯然,中國詩學背后的儒道釋生命觀阻斷了這樣的思維途徑)。在接受了意志化影響的中國新詩里,表現人生的痛苦但大多納入了實際生活的感傷,如胡也頻《如死神躡腳在腦后》;勾勒自我形象但并無深刻的自省,如李金發《題自寫像》;描繪主觀想象但依舊是現實情感的映射,如王獨清《哀歌》、戴望舒《雨巷》;抒寫人生的終極理想但顯得較為空疏、輕飄,如袁勃《真理的船》。
意志化的追求也在物態化理想的涌動中顯得支離破碎,缺乏連貫性,它沒有能夠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造成那種強勁的貫穿始終的影響,我們也很難發現多少樂此不疲的探索者。意志化思維方式的諸多側面倒是被各不相同的詩人以各不相同的面貌顯示著。部分早期新詩、部分革命現實主義詩歌及大多數的九葉派詩歌體現了對抽象意念的重視;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蔣光慈、殷夫等人的部分早期革命詩歌又對個人情緒假以青眼;而在新月派、象征派和現代派那里情況也另有不同,從總體上講,他們在新詩史上的意義主要是開啟了一條返回傳統的道路,但在一些具體的作品中,仍可不時發現意志化的痕跡。《志摩的詩》和《紅燭》都有過“火”氣,留下了自我內在情緒的灼印,聞一多即便在自我克制的“死水”時期也并沒有真正放棄個人頑強的意志力,從而構成了新詩史上罕見的張力現象。其他如李金發本人的心理失衡讓他不時偏向意志化的一側,戴望舒后期創作“走向現實”,也走向了對個人情緒的新覺識。
與之同時,物態化雖然是中國新詩淵源深厚的文化追求,但面對西方詩歌意志化浪潮此伏彼起的拍擊,它也不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完整形態。物態化的追求并不如它在中國古典詩歌史里那樣圓圓融融,優游自在。與意志化趨向的支離破碎、缺乏連貫相對應,中國新詩的物態化追求也搖擺游離。在整體上,它受到了進入中國詩壇的經久不息的西方浪漫詩潮的干擾,不時偏向自我抒懷的一側;在具體的創作實踐里,紛擾喧囂的現代生存環境又不斷提醒詩人,“以物觀物”的詩學理想畢竟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為了適應變化著的時代的需要,詩歌物態化思維的具體手段也不得不一再調整,比如,在浪漫主義詩歌美學的滲透下,郭沫若、艾青、穆旦等人的一些詩歌創作就不是單純的“體物寫志”了,其中的自我宣泄味道是很濃的。
中國現代新詩物態化與意志化追求的“融合”向來就是深孚人心的理想。顯然,如果融合真能成功,將給那些還躑躅于文化沖突之歧路上的人們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但是,文化的融合卻又包含著多少復雜的程序呢,對于“文化中”的我們來說,要清晰地辨明它們之間的相通與相異、相生與相克,談何容易!“文化”或許本身就是一個極難跨越的陷阱吧。我當然不能宣判“文化中”就等于“陷阱中”,但是,這種主觀愿望與冷峻現實的巨大差距卻無疑是存在的。于是乎,我們所謂的兩種文化在“相似性”基礎上的融合又必然暗含著種種的“誤讀”。
中國現代詩人就是在“誤讀”當中融合中西詩歌的文化追求的。
融合實際上是在兩個方向上進行的。
前面我們談到,象征與興曾被中國現代詩人相提并論,這事實上代表了中國現代新詩文化融合的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即是將中國古典詩歌的物態化理想與西方本世紀前后在意志化道路上的某些新變打通了。一些中國現代詩人(特別是象征派、現代派詩人)感到西方象征主義以降的詩學選擇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觀物取象方式兩兩相似,于是,從20年代中期直至30年代末,中國現代新詩史上一場有聲有色的融合運動展開了。在以后的論述中,我們還將分析這場運動在詩歌史及作家個人那里所形成的影響。總而言之,這種融合是把物態化的典型形態與意志化的變異形態相互連接。
此外,還有一種融合方式經常被我們忽略,那就是把物態化的初級形態或變異形態與意志化的典型形態相互連接。
我們將中國古典詩歌的民族文化特質概括為物態化,這主要是取著與西方詩歌相甄別的立場來思考問題,但與之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古典詩歌本身也是五彩紛呈、形態各異的,它也還存在著發生、發展、成熟以及變異等各種歷史階段,物態化追求的典型形態主要還是出現于中國古典詩歌的成熟時期,即大體上是從魏晉詩歌到唐詩宋詞;在此之前的一些詩歌如屈騷就屬于“初級形態”,以后的宋詩則屬于“變異形態”,此外,也還存在與以上諸類文人創作不盡相同的“民間形態”,以古典民歌民謠為代表。這些物態化程度不太充分的詩歌在某些方面倒是與西方的意志化追求略略相似。例如屈騷也在某種程度上突出了詩人的自我,表現了人對客觀環境的操縱,宋詩則留下了某些理性思索的痕跡。當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在中國現代詩人面前時,毫不奇怪地、就將出現文化融合的選擇,中國現代詩人有可能把這些物態化程度不太充分的詩歌作為他們接受西方詩歌文化的內在支撐。例如,一些初期白、話詩人曾同時推重宋詩和西方詩歌,郭沫若把屈騷和西方浪漫主義相互說明,一些左翼詩人則將西方的無產階級詩歌與民歌民謠并舉。
那么,這樣的融合又產生了哪些新的問題呢?
我認為,所有這些中西融合都給中國現代新詩的文化面貌造成了復雜的影響,它啟示我們,僅僅在中西兩大詩歌典型形態的比較中認識中國新詩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很有必要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古典詩歌史的內部,同時也深入到中國現代新詩史的內部,更仔細地觀察其中各個歷史形態究竟起了什么樣的作用,以及這些歷史形態又與西方詩歌文化構成怎樣的關系。
這便帶來了我們下一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