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朝柯

【作家簡介】克里山·錢達爾(1914—1977)，是印度烏爾都語作家，在當代印度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廣泛的世界影響。

他出生于一個印度教家庭，青少年時代是在克什米爾地區度過的，因為父親在這里行醫。曾先后在拉哈爾神學院、法學院和旁遮普大學讀書，并獲得文學碩士、法律學士的學位。一直關心社會政治運動，并積極參加旁遮普賤民協會的工作。從1939年到1943年，在全印廣播電臺任導演。后來，在電影公司從事編導工作；長期住在孟買。1977年逝世，終年63歲。

他一生創作的長篇小說和電影劇本，各有30多部，短篇小說400余篇，還有幾部中篇小說，對當代印度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上；共出版了22部短篇小說集。他被譽為印度的“短篇小說之王”，不僅深受印度人民的歡迎，而且譯成幾十種文字，在各國出版，享有世界聲譽。

他的短篇小說創作，大約可分為3個階段。

從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是他的短篇小說創作的第一個階段。大多以生活在克什米爾地區的青少年時代的經歷為題材，寫了許多動人的作品。如：《漁網》、《月圓之夜》、《奇特的想象》和《漫長的街道》等，都是代表作品，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和理想主義的情調。

從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是他的短篇小說創作的第二個階段。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時期，從浪漫主義開始轉向現實主義。現實生活中的群眾斗爭和蓬勃發展的工農運動成為他短篇小說創作的主要題材。以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屠殺事件為題材的《北夏華快車》、以勞動者悲慘生活為題材的《馬哈勒米橋》、以孟買紡織工人大罷工為背景的《花是紅的》等，都不再有浪漫主義色彩，全是現實主義杰作。

從50年代以后開始，直至逝世，算是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的短篇小說開始重視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注意國際政治風云的變化，抨擊帝國主義罪惡的作品，日益吸引讀者。以西班牙人民反抗佛朗哥反動獨裁統治為題材的《無花果》、以揭露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為題材的《紅心皇后》、《給一個死者的信》，都是代表作品。

《馬哈勒米橋》，馮金辛譯，選自《錢達爾短篇小說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

【內容提要】過了馬哈勒米橋，有一所很大的致富的廟堂，就是一般人稱之為馬場的。到這所廟堂里去朝拜的人們很少得利；他們往往輸得一塌糊涂。就在這馬場附近，有一條把臟東西排到城外去的大陽溝。廟堂滌凈一個人心里的骯臟，陽溝則滌凈一個人身上的骯臟。我們的馬哈勒米橋便架在這二者之間。

左邊，有六條紗麗在寬大的鐵橋欄上迎風飄動。在橋的這頭，就在這個地方，人們總看見這些掛在鐵欄桿上的剛洗過的紗麗。這些紗麗，正像披它們的人一樣，不很值錢。這些紗麗是掛在這兒叫太陽晾干的。每天，當市郊火車在橋下經過的時候，就看到這些紗麗在風里飄動……

這些紗麗，它們雖然是剛洗過的，看起來卻很暗淡而死氣沉沉。它們的顏色已經失了所有的光亮……現在，它們掛在欄桿上，顯得這樣的悲哀和憂郁。我從來沒有看見它們快樂過或笑過……它們有好些地方已經破裂。若干處可以找到匆忙而馬虎地用黑線縫起來的大補釘。好幾處，縫線已經脫落。大多數的紗麗上都有著一大塊一大塊齷齪得永遠洗不干凈的補釘……

我知道這些紗麗的生活，因為我認識披它們的那些女人。她們住在橋旁的第八號工人大雜院……我對她們的生活知道得清清楚楚，因為我也住在那兒。你們愿意知道一些她們的事情嗎?我知道你們是在等候總理的專車。可是專車還要過些時候才能到達。在這時候，從我這兒知道一些這六條紗麗的故事，也未為不可罷。

頂頂左邊的那條紗麗是桑達·培的。她的生活的色彩是慘淡的、褐色的，就像她的紗麗一樣。她是洗碟子的傭人，有三個孩子，最大的6歲。她丈夫在紗廠干活兒，一清早就得走；她得頭天夜里把早飯做好，因為她比丈夫走得還早。她的小兒子還不足兩歲，早已沒牛奶吃了，牛奶很貴，只得靠玉米和冷水過活了。他們的饑餓隨著他們的成長而增長。

第二條是杰瓦納·培的紗麗，也是深褐色的；但比桑達·培的還要破爛得多，上邊還有兩塊大補釘——是從前一條舊紗麗上弄下來的。她老是竭力想到過去的甜蜜回憶來彌補她目前的苦惱。這個寡婦總是懷念她的丈夫——有一次他大發酒瘋而把她揍得那么兇以致她就此瞎了一只眼睛。她丈夫在紗廠里干了35年，因為老了，被開除了，不給津貼、年金和養老金。他覺得，在這35年的歲月中，好像被人取走了他身體里所有的水份，皮膚上所有的顏色，血管內所有的血液，然后像扔掉渣子似地把他扔了出來。杰瓦納還生過一個女兒，跟人逃跑了。在丈夫死去時，杰瓦納看見一個穿著亮晶晶綢衣服的氣派浮華的姑娘，跪在她腳下像個孩子似地哭著。這時，她突然覺得，她生平直到現在一直認為可尊可貴的東西都完了，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她是孑然一身，一無所有，可恥可鄙了。

第三條紗麗，是我老婆的。我是一家公司的職員，月薪65盧比，和紗廠工人的工資一樣。我有8個孩子，每月的薪水只能維持半個月，下半個月只有靠借高利貸來對付了。因為沒有錢，不能讓孩子去上學；來了電報，說我老婆的母親快要死了，叫她去看看，可我籌不足錢給她買火車票。

第四條紗麗是紫紅色的，拉太立亞的。她是謝巴的老婆，一個巫婆。我老婆不喜歡拉太立亞，因為她有妖法，因為她同謝巴沒正式結婚。事實上她是謝巴不吸煙、不喝酒，用自己的積蓄買來的。一天，拉太立亞正在一邊喂那只鸚鵡，一邊唱歌給她聽，突然看到受傷的謝巴給一個工人背回來。有的工人說：謝巴和紗廠經理吵了架，經理總是找他工作上的錯兒，謝巴一直不吭聲，那經理又罵了他，打了他。于是，謝巴痛快地揍了經理一頓。謝巴被經理雇用的打手打破了腦袋。不過他沒有死。拉太立亞不得不去當一個菜販，每天賺錢做家用和作丈夫的醫藥費。謝巴已經好了，可是再也不能到任何工廠了，因為他的名字上了廠主協會的黑名單。任何一個工廠都不肯用他。一個工人，只有挨打的權利，而沒有回手的權利。

第五件紗麗是棗紅色鑲藍邊的，是曼猶刺的。她是一個年青的寡婦，她就是穿著這條紗麗結婚的，這是六個月前的事情了。曼猶刺才16歲，非常漂亮，因為是一個印度教徒，做了寡婦，就不能再嫁了。她丈夫是被松脫下來的皮輪筒套砸死的；工人幾次申請換新的，廠主都不肯；因為新的皮輪筒套是要花錢買的，而一個新的工人卻隨時能找到。曼猶剌曾去申請撫恤，她一點也沒得到。廠方說，那是因為她丈夫自己不小心。她要給自己買一條適合寡婦披的紗麗——一條白布的紗麗，可是她沒有錢，所以只得披著做新娘時的服裝來當寡婦。

那第六條紗麗，也是橋上最后一條，是鮮艷的深紅色的。只是它不應再掛在那兒，因為披它的女人已經死了。這是老梅的紗麗，她是住在大雜院大門旁曠場上的，她是我們大雜院的清掃工，她的兒子西圖也是一個清道夫。她是在這座門旁給殺死的。在清道夫罷工時，一顆子彈把她打死了。不，她可沒有罷工；可是他兒子參加了，事實上他是領導這次罷工的。現在他的兒子被關在牢里……

對不起，我們總理的專車來了。我原以為它會在這兒停一會的。也許我們的總理會下車到站臺上來待一會兒。望一望馬哈勒米橋左邊欄桿上的六條紗麗的。這些紗麗屬于我國的最普通最平凡的婦女，屬于成百萬平凡的婦女。總理先生，這六條我國最平凡的婦女所披的紗麗想對您說幾句話呢。它們希望從您那兒要到一點東西。可是它們并不要求大的東西，像一大塊土地、大辦公室、汽車……它們要求您的只是生活上的小事：桑達·培的紗麗要求童年時代的綺彩；杰瓦納的紗麗要求一只光明的眼睛和女兒的名譽；我老婆的紗麗要求孩子的學費；拉太立亞，丈夫沒工作，她的鸚鵡已經挨了兩天餓了；“寡婦新娘”的紗麗要問問您，為什么一個皮套子的價錢要比她丈夫的生命還貴；老梅的紅紗麗，只是要把子彈變為犁頭，好叫人的鮮血能像金黃色的谷穗那樣在地上開花!

可是總理先生的專車并不停在馬哈勒米，所以他也就無從看見這六條紗麗。因此，親愛的朋友，我就轉向于你們了：我的弟兄的弟兄，我的鄰居的鄰居。我請你們轉過頭來，望一下那些掛在馬哈勒米橋左邊欄桿上的六條紗麗。我還請你們再掉頭望一下那些掛在同一座橋的右邊的綢紗麗。我親愛的弟兄啊，望一望你們的右邊和左邊，然后問問自己你要走哪一條路吧。不，我不是要你們做一個共產黨員。我不是讓你們相信階級斗爭。我只是要從你們那兒知道一件事情：你們是站在馬哈勒米橋的右邊呢，還是左邊呢?

【作品鑒賞】馬哈勒米橋的左邊欄桿上，掛著六條剛洗過的紗麗，短篇小說的開篇，便開宗明義地吸引讀者注意這些紗麗。作家告訴讀者“這些紗麗，正像它們的穿戴者們一樣，不很值錢”，“看起來卻很暗淡而死氣沉沉。它們的顏色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光亮”；“它們掛在欄桿上，顯得這樣的悲哀和憂郁。我從來沒有看見它們快樂過或是笑過”。

作家描寫紗麗的“暗淡而死氣沉沉”、“悲哀和憂郁”，正是為了要表現它們主人生活的凄慘：她們“生活的色彩是慘淡的、褐色的”。所以，作家直接地說出：“我知道這些紗麗的生活，因為我認識披它們的那些女人。她們住在橋旁的第八號工人大雜院”。這個大雜院——貧困的工人住宅區，也可以說是當代印度社會的一個縮影。

在這個大雜院里，每一個工人妻子的不幸，都表現了工廠主的罪惡，使人深切地體會到：工人群眾的貧困、饑餓和死亡，正是長期遭受摧殘和壓榨的結果。從而，激發了人們對資本家、對殘酷剝削的憎惡!桑達·培的丈夫是紗廠的工人，每天早出晚歸，還維持不了全家的溫飽，只好讓妻子出去給人家洗碟子，甚至連6歲的大女孩也帶去給人家洗碟子，還是維持不了最低的生活。丈夫買不起新襯衫，妻子買不起新紗麗。他們的孩子“睡著的時候肚子餓，醒來時他們肚子也餓”；“他們帶著心靈上和肉體上的饑餓、靠著干面包和冷水成長起來，而他們的饑餓則隨著他們的成長而增長。”

杰瓦納·培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給紗廠干了35年活，棉紗的纖維進入了肺臟，每逢雨季就氣喘得要命，不停地咳而又咳，“而最后他的咳嗽變成了一陣長而可怕的號叫，這叫聲對紗廠經理猶似警鐘一樣”，找一個小小的借口把他開除了。“不給津貼，不給年金、不給養老金的開除了”，6個月后，他就死了。

“我”——公司職員的妻子，也買不起新紗麗。我雖然是大學肄業生、能打字、會講英語；但也還是維持不了8個孩子的家庭生活。

在紗廠里，老實的工人，任勞任怨的工人沒有活路；有一點反抗的更沒有活路。拉太立亞的丈夫，就是因為同經理吵了架，而遭到報復，被打破了腦袋，再也不許進任何工廠的大門。

工人們實在是忍受不住了，清道夫們進行了罷工斗爭。結果，母親被子彈打死，兒子被關在牢里。

作家通過這些事例，揭示了工廠主的罪惡；但是，誰能拯救工人呢?作家希望得到政府的注意；希望總理的專車在路過時，停一下，“望一眼馬哈勒米橋左邊欄桿上掛著的六條紗麗”。“可是總理的專車并不停在馬哈勒米，所以他也就無從看見這六條紗麗”。這表明：工廠主的罪惡、工人的悲慘處境，政府是不聞不問的。作家向人們暗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站在工人群眾一邊，展開斗爭，改變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盡管作家說：“不，我不是要你們做一個共產黨員。我不是要你們相信階級斗爭。”作品在最后，作家問道：“我親愛的弟兄啊，望一望你們的右邊和左邊，然后問問自己你要走哪一條路吧。”作家自己早就給讀者作出了暗示：他和妻子孩子們都是大雜院的成員，列入了橋的左邊。這就是一個明確的號召：愿所有的人都站到工人一邊，人民一邊，以改變黑暗的現實。

錢達爾一生的創作成就，主要反映在短篇小說上，因而被譽為印度“短篇小說之王”。他的藝術技巧，也同樣反映在這一短篇小說中。首先，作家善于運用象征的手法揭示現實生活，使人感到寓意深刻，發人深省。用退色的失去光亮的、褐色或深褐色的紗麗，象征勞動者生活的慘淡、窮困和悲哀；用橋的左邊象征著革命的動力，用橋的左邊，象征工人群眾、貧窮的人民大眾；用總理的專車象征政府或政府官員。其次，作家往往采取對比描寫的手法，展示人物形象的變化：曼猶剌沒有錢，買不起適合寡婦披的紗麗。作家寫道：“她即使是寡婦，也只得每天披著這條鑲著絲光藍邊的正式新娘子的紗麗，但寡婦是不能披這樣的紗麗的啊”。再次，作家往往采用“卒章顯其志”的手法，揭示作品的主題思想，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作家往往像畫龍點睛一樣地突出地表現作家的創作意圖。在作品的結尾處，作家向讀者問道：“你們是站在馬哈米勒橋的右邊呢，還是左邊呢?”作家由衷地希望所有的人都來同情、支持馬哈勒米橋左邊的紗廠工人、勞動群眾，為他們去獻身、去奮斗，讓印度有一個永遠光明的未來，讓工人的妻子們能披上鮮艷奪目的嶄新的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