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力于底層社會機制內部的敘事——讀季棟梁長篇小說《上莊記》

◎張少華

“上莊”是一個墮入貧困，即將消失的、被邊緣化的弱勢族群生存的村落，關注它、書寫它，并為這個階層發聲，體現的是作家的良知、責任和擔當，體現的是作家素樸的人間情懷和人道精神。因為它不僅需要一雙能夠發現問題的眼睛，而且需要一種勇于直面現實的勇氣。無疑，季棟梁一直在做這樣的努力。《上莊記》便是作者基于底層農村社會教育問題的長篇小說。把底層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化合成一個尖銳故事，并且讓這個發端于教育，但絕不僅止于教育的個體故事，成功敘事成國家故事乃至民族故事和時代故事，是《上莊記》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主要理由。

許是機緣巧合，或是冥冥的約定，讓我有機會拜讀了季棟梁《上莊記》。坦誠地講：閱讀《上莊記》的過程是我與童年的“我”的一次重逢，是我童年生活的再次神游，也是蝸居在這“鴿子籠”般的城市生活中的我，一個都市“異鄉人”浮躁的、不安的、漂浮的靈魂的一次安放。因此閱讀《上莊記》是溫暖的、幸福的。

在《上莊記》中，無論是它所描述的人，還是作者帶著濃濃的赤子之情娓娓道來的每一件細小的事情，都是我所經歷的，或者正在經歷的。比如：用“毛蛋”當作籃球在塵土飛揚的操場上奔跑，木制的籃球架、“責任田”的作業本、“盛大”的“六一”兒童節、現如今的農村危房改造、農村發展養殖業，等等，這些記憶都已經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難以割舍，也難以忘懷。這基于我的家鄉和上莊都是一個被固化了的村落，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和名字：“西海固”，以及與“西海固”構成堅硬共同體的中國所有底層社會村落。

《上莊記》主要講述的是：作為一個扶貧干部的“我”，一到上莊就被那里的貧困與破落驚呆了。學校有40多個學生，卻沒有一個老師，扶貧干部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教師。一些孩子不斷隨打工的父母進城，上莊的教育就更沒人重視，已是名存實亡。于是，老村長和“我”便竭盡所能，試圖從教育問題入手，由此擴而大之，進一步解決上莊的貧窮問題。然而，對于一個扶貧干部來說，他能使用的招數又是極為有限的。為此，“我”不斷找關系、求老板，通過自己的人脈資源解決問題。比如，“我”為了讓盼香的兩個兒子去省城讀書，動用了省教育廳同學的關系；為了讓村里的幾個特困戶脫貧，“我”又與人合伙給功老板“下套”，讓老板把20多萬元的紅包送到了鄉下。這位扶貧干部下鄉一年，最終似已成為解決問題的專家。

這種為探討某種社會問題而創作的小說，是文學的一種不可推脫的職責，是一種基于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陳望道、沈雁冰等認為，“以勞工問題、子女問題以及倫理、宗教等問題中或以問題為中心的小說”便是問題小說，它的特點便在于“只問病源，不開藥方”。閱讀完《上莊記》，有以下幾個關鍵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分別是：焦慮、審視、重建。

一、焦慮——知識分子的現代性焦慮

趙勇在《現實主義的冷峻與理想主義的溫情》中講道：“季棟梁的《上莊記》是中國偏遠落后鄉村世界的全景式寫照。而且，它似乎也銜接上了中斷多年的‘問題小說’之線，趙樹理式的隱憂與焦慮在小說中此起彼伏。”這種隱憂與焦慮在時下人們流行的一句話中體現得極為突出，“慢些走，讓靈魂跟上腳步”。這句話廣為引用與傳播的背后，隱藏的是一種人們對精神世界荒蕪的普遍認同。人們為了生計過于匆忙和焦慮的奔跑，致使內心雜草叢生。我們知道，當物質文明的發展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出現不合拍，距離不斷拉大時，價值危機、文化危機，乃至政治危機等就產生了。當下，中國正處于極具變革的時代，也同樣是各種危機此起彼伏的時刻。由此產生的群體性國民病癥主要有：價值的迷失與錯位、道德底線的失守、缺乏安全感、恐慌焦慮等，這種群體性的國民病癥的出現主要是由于物質與欲望、理想與環境的不均衡。“焦慮”是當下國民群體性病癥之一，作為當下的知識分子必須直面，不容回避。

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中指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李培林在他的《村落的終結》中也有一組調查數據特別觸目驚心：“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行政村數量，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100多萬個，銳減到64萬多個，每年減少1.8萬個村落，每天減少約50個。它們悄悄地逝去，沒有挽歌、沒有誄文、沒有祭禮，甚至沒有告別和送別，有的只是在它們的廢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儀式和伴隨的歡呼。”他說：“當前，我國鄉村的巨變仍在進行著，我們甚至不知道這個巨變的終點在哪里。”

和孟德拉斯、李培林一樣，關注這一問題的人還有：梁鴻《中國在梁莊》，陳桂棣、春桃《南下北上求學記》，林艷萍的《山村的守望：“西海固”駱駝巷村實地考察》等。季棟梁的《上莊記》無疑是他們之中重要一員。他關注和抒寫了同樣的問題。作者以近似紀實手法呈現了上莊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農村留守兒童的無望，農民養老、教育、醫療的缺失，農村自然環境的破壞，農村家庭的裂變，農民“性福”的危機，新農村建設流于“形式”等諸多現實問題。

無論是孟德拉斯、李培林、張鴻、陳桂棣、春桃、林艷萍，還是季棟梁，他們一改宏大敘事的風格，飽含淚水地向我們講述了一個個親身經歷又刻骨銘心的故事。作品的新鮮、生動、敏感乃至犀利，讓人感受到直面現實寫作的警世力量。這些作者如此急切、焦慮和熱衷地關注這一話題，我想這是基于一種“知識分子”天然的使命，這種使命從古代的“士”一直延續到當下的“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面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種“關心”的傳統精神仍然躍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之中。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中指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人類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維護者）”。新近的散文家祝勇，也同樣按捺不住內心的良善驅動，在《知識分子應該干什么》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社會的進步除了仰仗純粹的思維成果之外，更依賴的是作為人類智慧代表著的知識分子的整體道德——我們習慣將此稱為社會責任感。”

而季棟梁在作家訪談中，則講道：“我是鄉下放進城里來的一只風箏，飄來飄去已經二十多年，線繩還系在老家的房梁上。”我想正是這種濃郁的游子情結，對于故鄉深沉的愛；正是基于這種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特殊的使命，這位故鄉憂郁的歌者創作了《上莊記》。

在《上莊記》中，作者通過一種“回到現場”式的體驗、觀察和思考，以對故鄉、對農村、對中國的理解與同情為底蘊，看似客觀的筆觸之中，凝聚的是深情，更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于現實焦慮的追問。直接說，他的立場和他的理性眼光，來自于“五四”并經80年代“新啟蒙”沉淀，輕輕翻過了90年代身體性“日常生活”、個體“內在性”遭遇寫作模式，直抵當前社會現代化和人如何現代性的世界性人文思考脈系，而并不是國內一些論者和寫手處于別種考慮的所謂“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上莊記》中的現代性焦慮，于是成了對于現階段中國底層社會內部機制之中諸多無奈與迷茫、盲目、錯位的浩嘆。

二、審視——基于現實的批判性審視

憂患意識和對于底層民眾的關懷，一直以來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優良傳統。對于一個出生并成長于農村的作家來說，故鄉永遠是寫作最豐腴的土壤，故鄉就是一切。

季棟梁講：“故鄉養育了我，同時也塑造了我，我的文化修養、審美情趣、精神價值、人生信仰都是在故鄉形成的。這份哺育不可替代，因此，我想通過寫作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這種抒寫一方面是作者為故鄉立證作傳，同時更是基于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對故鄉審視和觀照的結果，他的寫作因此摒棄了原始自然主義的無節制宣泄，也回絕了狹隘文化傳統主義的盲目樂觀、道德理想主義的亢奮。在《上莊記》中，作者將這種批判性的審視貫穿于作者準確的、細膩的對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坐實了他敘事的所指性和啟蒙性功能。

季棟梁說：“日常生活瑣事有生命的氣息，有時代的氣息，而生活的豐富性、情趣性、真實性都是通過日常的瑣細過程體現出來。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故事框架，而缺乏日常生活瑣事的鋪墊烘托，那是不能成為一部好小說的。即使是寫過的幾篇人事小說，我也努力讓人物事件日常生活化。”《上莊記》中所描述的上莊是一個靠天吃飯，貧瘠至極的村落，要想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下來，沒有極其堅強的意志和穿透這種苦難的韌力，生命就像在干旱季節的莊稼一樣，會很快枯萎，凋謝。以老村長、李谷、盼香為代表的老一輩正是靠著這種人類面對苦難的韌勁，才艱難地在這片土地上茍活著，并哺育著自己的下一代。于是，他們知道了在一場酣暢淋漓的雨水到來之時，該做怎樣的準備，那是上天給予它們維系生命的一根根稻草。這包括：收集含有羊糞和牛糞的窖水，大雨過后撿一些“地軟”，等等。而面對生存的困境時，人與人之間的幫助，彼此關心，團結一致這些美好的品質都是人們治愈困苦所留下創傷的良藥。

《上莊記》對于這些美好場景和生活中細節的描寫是不露聲色的，將其貫穿在人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在《上莊記》中，老村長每到下雨的時候就要出去到村落里轉轉，要推倒幾堵危墻，原因很簡單，墻倒塌時會壓著在雨里戲耍的孩子，這種不動聲色的描述讓人為之動容。李谷在面對盼香生活的困頓之時，簡單的一句：“她苦著哩”，飽含了多少的深情和溫存，這比蒼白無力的“我愛你”更顯體貼，更有力量。這些美好的記憶，生活的情節，人性之美，人性之純，都是作者要展示或者說是彰顯的。因為，當下的現實缺乏的正是這種人性之美。

當然，作者可不僅僅是為了向我們展示一個田園牧歌般的上莊。落后一定有落后的原因，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致使人們貧困的深層次的原因，正是作者想要改變的，也是作者批判的——請注意，一直以來某些批評家總喜歡拿批判來說事。即認為作家總能在揭露陰暗面中表現出好的寫作能力，一旦正面表揚，就馬上才思委頓。這的確部分地符合現階段文學事實。然而，瀏覽那些所謂正面的作品，本質思維的確也是響亮的意識形態聲音所需要的，這也是事實。這里需要提醒的是，文學不能重返思想前沿的重要原因，恐怕正在于我們的文學首先從情懷上就遠離了，甚至脫離了廣大底層人群的生存現狀。我們需要的文學，不是批判多了，而是太少了，乃至于文學都成了讀書人、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開始腐敗墮落的話語跡象，這才是可怕的。《上莊記》的一開始，在“我”下鄉扶貧之前，“老鴨子”給我傳授的經驗，以及我和老村長在試圖改變鄉村的落后之時，老百姓所表現出的不解與不屑，都讓我深感無奈。在上莊的老百姓看來，辦事就得花錢，“有錢能使鬼推磨”；面對疾病時，人們過多的將希望寄托在神靈的庇護上，迷信地認為通過祈求，讓筷子站在水中，然后一刀砍去就能祛病消災；在傳達國家危房改造政策時，以老周、張六、老顧為代表的大部分百姓只盤算自己的一畝三分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當然，老曹關于危房改造的一席話或許是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政策的短處。老曹說：“沒說不是好事，房子咱不能說虧心話，蓋得漂亮結實，我親家就危改了，抗八級地震，住幾輩子人沒麻達，可不符合實際么，房子再漂亮結實得有人住么，沒人住這錢不是白瞎了。娃娃們打工小年前后回來，人七日（正月初七）不過就風風火火走了，房子蓋得再好一年能住幾天。”正如伊格爾頓所講：“一切文學批評均是政治批評”。小說的創作所指的終極往往會回到對政治的批評和審視。顯而易見，季棟梁非但沒有回避啟蒙的難題，而且他還進一步通過敘事，坐實了底層社會封建迷信、政治腐敗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方式的具體錯位之處。即在鄉村世界里，人的現代性的缺席所造成的后果，和政策政治，乃至經濟學話語，與具體現實之間的脫節已經到了何種嚴重程度。

在《上莊記》中，季棟梁觀照的不僅僅是百姓的眼光短淺，貪婪自私，精于算計等，他卻看得更遠，毋寧說潛敘事正是底層政治的嚴重錯位所造成的觸目的機制缺席問題，這正是小說的價值和意義所在。面對“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無論是百姓還是政府都是在極力地推進，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這些政策卻推行不下去，老百姓不支持，不擁護。正如《上莊記》中老曹所講的一樣，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本身就是脫離群眾的，不接地氣，沒有真正地從老百姓現實的生存狀況出發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而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五同”的領導干部，自己的《村民日記》都要秘書代筆，由此可見，面對問題他們就沒有深入的思考過，又會怎么有好的良策。那么，所謂的“五同”只能是政府演給老百姓看的一場戲。于是，上莊還是原來的上莊，這種無奈，這些問題還將重演、重復。

當一個人面對困境無助與無望時，他只能將自己的未來，或者說是家族的未來寄托在下一代上，然而對于這一代，作者更多的是失望。當大學畢業的楊家泰給小學未畢業的周遠成打工時，人們固守了千年的價值觀念，似乎在這股經濟浪潮面前變得不堪一擊。過年的時候，年輕人待在一起談論更多的是誰賺了多少錢，誰包了二奶，誰家女子做了小姐等，這種消費時代的媚俗化，價值的迷失，道德底線的突破是上莊的問題，也是這個時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根本問題，小說的力量和價值在此便彰顯出來了。但作者似乎并未徹底打破人們的希望，這希望似乎在盼香的兩個兒子馬鵬程和馬志遠的聰明好學，勤奮上進中若隱若現。因此，從象征的層面，從敘事隱喻的角度看，《上莊記》其實就是游蕩在愛與痛的兩端，把美好和憂傷同時推向極致的一個文本。它的每一條信息，單獨抽出來，就是普遍的底層社會日常生活與政治、經濟話語之間錯位的具體體現，尖銳程度不亞于雜文和響亮的網絡言論，從此拉近了文學之于現實內部結構的言說焦距，為講述近年來改革開放深水區故事所少有的。

三、重建——尋求自我生存出路的救贖

救贖，是人類一種基本的生存技能，就像大海有自我的凈化功能一樣。上莊從最初的繁榮，人丁興旺，到現在村落荒蕪，老人獨居，以及“體制性寡婦”“體制性孤兒”的出現，這期間自有先天的地域原因，也有老百姓自身的原因，更有政府的原因，但無論怎樣我們都應尋求改變。季棟梁在《上莊記》中已經向我們講述了種種自救的途徑，早先的發展林業經濟，到現在的政府搬遷、危房改造、發展養殖業，等等，上莊似乎有著天然對政策的免疫力，絲毫顯現不出在這些政策推動下的改變，人口依然在流逝，土地依然荒蕪，代替出現的是深入城市之中的“打工一族”“ 撿瓶一族”等。

而老百姓的自救之路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便是教育下一代努力讀書。“知識改變命運”是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于是小說中的“我”和汪惠梅便竭盡所能，讓孩子們能夠接受教育。而作為有希望的家長們則盡其所能將孩子轉入縣城求學，盼香是如此，李谷亦是如此。但這種努力也有一些體制的障礙，城鄉的對立造成的一種歧視，在這種境遇之下有的選擇了反抗，有的選擇了忍耐，但他們都如飛蛾撲火般的奔向希望的所在，這是他們唯一能做的嗎？有效社會機制在哪里？撫平城鄉二元結構的可能性什么時候才能到達底層個體身上？

閱讀《上莊記》的過程之中，我能感受到的是作者隱約在告訴我們還有一條路可走。書中作者毫不吝惜筆墨，大篇幅地講述了農村葬禮中的“領羊”場面，這是一種亡人與生者的對話，這種對話其實是雙方自我的一種懺悔、諒解和救贖，一種對于未來的承諾，因為只有這樣亡人才能安心踏上另一段旅途，生者才能活得踏實。還有年關將近的二十三的“燎干”，人們希望通過“燎干”能夠帶來好運，“揚五谷花”則體現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對于豐收的渴望，以及社火中說“議程”，體現西北奔放與熱情的“花兒”，等等，表面看來這是作者對業已破敗了的傳統文化的期望，實則作者表達了這個底層社會的深刻危機之所在，那便是正義、公平、自由、民主的終極性缺席。所以在當下，與其說傳統需要堅守，需要重建，毋寧說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怎樣走出傳統，或者通過傳統，重建鄉村的文化現代性的問題。

康德說：“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歷久彌新，一是我們頭上浩瀚的星空，另一就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向來是人類向上、向善的一種方式和途徑。《上莊記》中，作者通過“一根煙”以及生活中的細節向我們描述了人情之美、孝悌之可敬，也書寫了當下青年存在的現實問題，浮躁、媚俗等問題，正是通過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抒寫，作者似乎想要告知我們的是，無論你貧窮或者富裕，一旦突破道德底線，你的內心便是粗鄙的、蒼白的，它不在于你擁有多少錢財，你包過多少個二奶。而是從根本上說，一個個體，一個村莊，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只知道點票子、或只教會點票子是遠遠不夠的。

《上莊記》還有一個細節，那就是作者多次在做的一件事情：拍照。人們都知道記憶需要我們留存，但更需要的是定格，這種定格是一種傳承和堅守。倘若一個民族沒有記憶，沒有傳承，這個民族一定是一個不具厚重感的民族。當下，我們是為了建設而建設，今天拆東明天拆西，所有的城市濃妝重抹，涂脂擦粉，我們的記憶已經被拆遷肢解得七零八落，由拆遷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已成一個潛在“地雷”。記住歷史，為的是過好今天和明天，不至于走彎路、走錯路。從這一意義上說，《上莊記》的寫作，是否意味著對普遍化喜劇化農民的一種負責任的整體性解構？

作為當代的知識分子，走出書齋、走向故鄉是為了使學術與言說回到堅實的土地與活的人生。季棟梁在忠直而謹慎的描述中，使“上莊”成為認識中國鄉土之現在與未來的醒目標本。作者由此所創作的《上莊記》，無疑是批判現實主義精神譜系上的一朵新開的鮮花，它接續了80年代的“反思文學”余緒，也秉承了文化現代性的思想的和價值的敘事遺產。雖然不敢妄下結論，說它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深入到“深水區”的稀有之作，起碼也是內在于底層社會機制運作內部，并發力于此的莊重寫作和嚴肅拷問之思。誠實若此，《上莊記》應該而且必將得到更廣的流傳。

張少華，寧夏大學回族研究院在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