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都說周作人文章不難模仿，未必。知堂用筆沉郁平樸，心機藏得深。學知堂一路文字坊間常見，仿得好的七分像，仿得差的一味學語言、學行文、學腔調，話一往深里說，即露破綻。

先是在書店買來一冊《知堂美文》。買那本書，主要因為“美文”二字。期待能從周氏這里讀到真正的美文，也就是說，寫得最優美的抒情散文。存了這樣念頭，讀那本書，自然沒看出特別的意思，《烏篷船》《苦雨》《梅蘭竹菊》等文章，看題目應該是抒情美文了，但老老實實還是不動聲色。

前幾年讀過《風雨談》《澤瀉集》《雨天的書》之類，翻過十卷本《周作人文類編》，到底年輕，感覺澀，讀不出味道。后來讀《亦報隨筆》，讀懂了，也著迷了。想找齊知堂舊書，民國的嫌貴，買不起，新版的太新，新編新印，紙頁間火氣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鍾叔河先生在岳麓書社牽頭出版的那套周作人文集便好，書沒出齊，管不了那么多，存得一本是一本。

《亦報隨筆》收錄有七百多篇文章，爐火純青，大事寫得小巧，小事寫得完整，內容無所不有，用幾百字打發，態度親切，到底知堂手筆，氣象縱橫。

《亦報隨筆》是我閱讀周作人的破竹之刀，自此之后，一本接一本，先前最不待見的《夜讀抄》，也看出味道來了。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夜讀抄》達到極致。自此之后，周作人的文章每年都會讀一點，不喜歡也不排斥，讀了就讀了，平平淡淡。年紀漸漸大了，世事慢慢懂了一些，漸漸覺出一些意思來。

有朋友說我的文章有知堂味，大概是說文風的閑適吧。如果是說審美取向上的閑適，梁實秋和明清小品才是真的閑適。以閑適論，周作人不如他的弟子沈啟無、俞平伯、廢名等人。周作人的閑適不過是行文的手段與寫作的態度。

這些年有不少人將周作人和魯迅做比較。文章高下方面，他倆究竟誰領先？排列起來實在非常困難。鍾叔河先生旗幟鮮明地認為周作人應該放到第一。我以為在文章上，中年以前，他們不相伯仲，都是潑辣淋漓的典型紹興師爺手筆。中年的時候，應該說魯迅更勝一籌，思想的精深與人世的洞察，都有超過周作人的地方。

魯迅終年五十五，周作人壽享比魯迅多二十幾年，扎扎實實多讀了二十幾年的書，經歷了二十幾年的世事，晚年下筆成文自然有魯迅不及處。

周作人文章比魯迅欺生，寫得如春綠夏露秋雨寒霜，入了定，歲數不夠讀不出好。年齡大了，摸得出一些真意，驚覺那樣一篇小品一部長篇換不來。知堂好像還不甘心，《立春以前》后記說：“說到文章，實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覺得處處還有技巧，這即是做作，平常反對韓愈方苞，卻還是在小時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盡，不會寫自然本色的文章，實是一件恨事。立春之后還未寫過一篇文章，或者就此暫時中止，未始非佳，待將來學問有進步時再來試作吧。”

三十歲后，我才悟出自然本色的好，可是一下筆還是偶爾存著技巧。文章千古事，一輩子太短，不著力便好，少些鋪排，少些心思，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文章興許本色些、自然些。

懂得寫作的人一看魯迅的東西，就會肅然起敬，要站起來鞠躬，練到他這樣的中文太難。周作人也好，僅僅從文章角度說，追不上其兄。周氏兄弟都有沉穩誠懇、悲天憫人的一面，但周作人沒有魯迅俏皮，文章也不夠放蕩。

周作人的文章不好讀，作法很老派，很內斂，他把文字寫死了，可是他的死里蘊藏了太多信息。周作人下筆呆頭呆頭，實際上指桑罵槐，風云際會。

說周作人是文章家，鍾叔河先生聽了一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文章是大事也是余事，關鍵還是文章背后的深意。魯迅、周作人的文章比他們的思想更有意味，這意味在于文脈對一個人的滋養。以后也會有人覺得胡竹峰文章比他的思想更有意味，這意味也是文脈對一個人的滋養。已經有人這么看了，我心里覺得知己。

魯迅的聲音，鏗鏘斷語，刀砍斧劈，像刻在青銅鼎上的律令，以中年人的洞達，馳騁神思，摹盡東方人性之極景，使聽者驚悚，讓讀者銘記。

周作人的文章溫文爾雅，渾厚懇切，彌漫其中的人間煙火氣，令聽者親切縈懷，字里行間點到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人會心沉思。從文體上說，魯迅簡練如刀，一刀見血，三拳兩腳擊倒對手。周作人剛柔如鞭，看起來舒徐自在，鞭力過去，如秋風掃落葉。

和魯迅一樣，周作人也創作了一座山峰，輕描淡寫出中國文化的意境與情韻。自云“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其實卻是“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

周作人文章老到，沒有酣暢的視覺快感，卻能引發內心哲思，文字深美閎約，波瀾四起，從容展示了一個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詳、家常、世俗，以及有節制地譴責和愉悅地放松。盡管沒有魯迅犀利，沒有林語堂幽默，沒有廢名玄幻，沒有郭沫若噴薄。

魯迅、周作人的出現，給現代漢語一個語驚四座的開端。魯迅使散文成為一種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他的厚重并不是一味端莊，很多時候以充滿人情味的方式保持著一個智者的瀟灑，盡管偶失偏頗，但不妨礙整體魅力。

魯迅的文風是對“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大行其道的一個很好矯正，那種樸實正氣，直接傳承并推動了中國文學進程。曾經數十次聽到當代一些作家朋友說，讀來讀去，只有周氏兄弟常讀常新。常讀常新，正是關乎文學高下的最重要原因。

周作人的語言汰盡青春的狂躁與不安，發乎情卻止于無情，苦口婆心，頗有些冷眼觀螃蟹的意味，不夸飾浮躁，不咄咄逼人，天然樸訥，搖曳著沖淡悠遠的情致和活潑詼諧的理趣。稍后的張中行也苦口婆心，這一路文風，絮絮叨叨，很多時候是自說自話，免不了饒舌，喜歡的愛它從容舒緩，不喜歡的厭其拖沓冗長。

周作人早期作品和成名后的文字，都有不為大眾所理解的淡定與從容，功力顯然比年輕一輩的人好。從周作人到俞平伯再到張中行，學識上有往下走的趨勢。周作人生于一八八五年，俞平伯生于一九〇〇年，張中行生于一九〇九年，相差了幾歲，情況大有不同。一方面江山代有才人出，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

讀周作人的文章，感覺不到他有噴薄的才情。論才氣，他似乎不如林語堂、郁達夫、俞平伯，甚至不如梁遇春。但周作人的文章要比他們都好，說到底還是讀書多，見識彌補了才情的不足。

周作人這個人，骨子里一介書生，要他救國，也是書生救國。投筆從戎之類的事，干不來，干得來也未必愿意干。

魯迅生前一直照顧著自己的母親，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說：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說到底，這些都是性格的原因。國家，他也愛的；母親，他也愛的；但他更愛自己。還有件事，大概也能說明性格。周家有個仆人，暗中揩油，周作人知道后很生氣，把仆人叫來，躊躇半天，說要解雇他，豈料此人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周作人緊張地走過去，把人家扶起來說：“剛才的話算沒說，不要在意。”

周作人的性格，從書法上著手，也挺有意思。即便是最動蕩的時代，周作人的手跡也溫潤沖淡之氣回轉。我編過一冊周作人《兒童雜事詩》，錄有周作人的抄本，墨跡閑氣彌漫，含而不露，落筆很謹慎，收筆也很小心，談不上瀟灑，能見出悲憫之心，不像魯迅的書法，更多是書寫需要，沒有法度的制約。

書法可以發聲，魯迅的字說：諸位隨意。周作人的字會說：慢慢欣賞。魯迅知道自己是大人物，提筆寫字時，法在心中，怎么寫都行，不太在意。周作人也知道自己是大人物，提筆寫字時，擔心寫壞，損了名頭。倘或將周作人的手稿與其書法條幅立軸對比，感覺越發明顯。

后人說周作人學貫中西，到底還是東風壓倒西風，身上太多舊文人的世故。周作人傾慕日本文化，性格沾染有東洋人的纖弱優柔，罵人也是中國舊文人樣式和日本古典唯美風格的集合。

才女凌叔華想當作家，要為自己中、英、日三種文字找一位導師，給周作人寫了封很熱情的信，說在她知道的老師中，除了周作人，別人似乎都沒有這樣的資格。葉兆言談這件事時，說女弟子進步成為情人，成為后妻，是常有的事情。不能說周作人也有這種非分之想，但是他以對方頗有才華為由，一口答應了下來。接著便是書信往來。

在周作人的關照下，凌叔華的一篇小說由《晨報》副刊發表了，文名漸廣。再以后，凌和陳源成了夫妻。《語絲》和《現代評論》為女師大風波大打筆墨官司，吵到最后，話越說越難聽。凌叔華寫信給周作人，希望不要把她給拉扯在里面。周作人回了一封信，說我寫文章一向很注意，決不涉及這些，但是別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負責，因為我不是全權的編輯，許多《語絲》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減的。

有些曖昧，有些酸溜溜。不知道周作人私生活上是否嚴謹，他日本老婆經常和他打架爭吵，說周氏兄弟皆多妻（魯迅于朱安之外有許廣平，周建人于芳子之外有王蘊如），尤其懷疑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去日本時有外遇。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寫了這么一段話：

余與信子結婚五十余年，素無反目事。晚年臥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為甲戌東游時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日記中所記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過去，特加說明并志感慨云爾。

周作人對政府執政始終不夠熱情。這個因素，會不會是他后來落水原因之一呢？周作人人情練達，在文壇友朋無數，可惜不能洞明世事。魯迅說周作人昏，昏是對世事的糊涂，這是他后來落水的主要原因吧。

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當上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后來，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齋中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脫去了教授的長袍，穿上狐皮裘衣。

周作人落水后表現出來飛黃騰達的揚揚得意，讓后世喜歡他文字的人尷尬難堪。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個絕妙的文人會是漢奸。有人辯護說周作人受安排，在后方潛伏。有人說他有苦衷，有人說他是違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為他辯護。

周作人作文成功，做人失敗。前者是性情使然，后者想必也是性情。周作人的落水，成了現代文壇的大事，痛加鞭笞者有之，辯護校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惜護者有之，鄙視者有之，有人甚至連他的文章也一概否定了。孫犁一九八二年六月給賈平凹散文作序，借機寫了這么一段話：

周作人的散文，號稱閑適，其實是不盡然的。他這種閑適，已經與魏晉南北朝的閑適不同。很難想象，一個能寫閑適文章的人，在實際行動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敵人合作，甚至與敵人的特務們周旋。他的閑適超脫，是虛偽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現了那些無聊的、煩絮的，甚至猥褻抄襲的東西。他的這些散文，就情操來說，既不能追蹤張岱，也不能望背沈復。甚至比袁枚、李漁還要差一些吧。

當然，對文學的高下之分，見仁見智，難有公論。孫犁火氣那么大，說到底還是對周作人在日偽政權任職的不屑。關于落水問題，歷史的白紙黑字擺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誠地承認關于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因為相信比較可靠，對于教育可以比別個人出來，少一點反動的行為也。有人據此說，這是周作人良善的想法，為了不讓淪陷區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爭辯無益，這一點鍾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歸人，文歸文，認為周作人其人可廢，其文不可廢。

據說清算漢奸時，有一個叫張二的人，賣過牛奶給漢奸。審訊人問，你的牛奶為什么要供給敵人用？張二說：“他們是訂戶，我就賣了。”

“日本人是我們的敵人……你這是以物質資敵，知道嗎？”

“我怎敢拒絕，又有誰保護我呢？”

法官一拍桌子說：“你不會去報告警察嗎？”

“拒絕，他們會說我抗日。”

有時候想，假如魯迅還活著，面對周督辦，該是何態？看見那個家里有二十多個仆人的弟弟，三天兩頭進館子，小孩生日，犒賞仆人就吃了兩桌的弟弟，該作何想？看見那個天天像過節一樣，穿著緞子袍褂的弟弟，又是什么滋味呢？

抗戰勝利后，傅斯年在報紙上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周作人自視師輩，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盟友，以長者的姿態致信傅斯年，要求作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氣頗為強硬。信中有“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傅斯年大為不快，痛斥：“今后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于國內黨派斗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周作人于是在日記里寫：“見報載傅斯年的談話，又聞巷內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這樣的小記能見到周作人骨子里的一些小。《亦報隨筆》中多有奚落傅斯年處。有一次和鍾叔河先生聊天，談到此事，鍾先生說：“那本書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好的，但不該罵傅斯年，大可不必，也實不應該。”

冰心的私信紙短意長：“……關于周作人先生，我實在沒有什么話說。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過他的課，他很木訥，不像他的文章那么灑脫，上課時打開書包，也不看學生，小心地講他的，不像別的老師，和學生至少對看一眼。我的畢業論文《論元代的戲曲》，是請他當導師的，我寫完交給他看，他改也沒改，就通過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傳聞頗多。在我看來，也有性格原因。周作人表面溫和，內心自負。魯迅個性太強，他眼里的周作人永遠是小弟。周作人讀書求學日本，魯迅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東京，他們一起翻譯，文章最后由魯迅修改一遍，再謄寫清楚。回到北京，依然如此，即便周作人去教書，魯迅也給他謄改講義。《新青年》上翻譯的小說，也經過魯迅修改才定稿。在家庭上，魯迅全力幫助周作人。按照周作人這樣的性格，長期生活在魯迅的幫助之下，幫助也就成了束縛。兄弟失和，在所難免。

魯迅去世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沒有親赴上海，北大法學院禮堂紀念會倒是參加了。第二天，周作人講解六朝文章，帶一本《顏氏家訓》走進教室。近一個小時課程，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下課鈴一響，周作人臉色非常難看，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周作人是有少爺氣息的。不知道這個說法可有人提起過，他不會理財，不會過日子，講究生活品質，在困難時期，兀自念叨南豆腐之類的吃食。有些食品北京買不到，讓香港的學生朋友郵寄，鹽煎餅、茶葉、蝦、咖喱粉，還有日本小吃。這不單是餓，還有饞。他那個時期的書信，往往筆涉飲食。

一九四九年后，周作人給毛澤東寫了篇思想匯報，要求繼續為人民服務。信寫得長，但顯然摸不清楚當時風向，到底對世事遲鈍。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應該引起重視。一九六二年胡適去世，他寫了長文《回憶胡適之》，那時候對胡適幾乎是一面倒的批判與謾罵。周作人細數了由胡幫助出了幾本書、得了多少錢，條理清楚。特別說這些錢，買了墳地，埋了母親、女兒，至今念念不忘。隱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曲曲折折。那個年代，大陸寫紀念胡適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一九六六年開始，周作人家里被洗劫一空，長期被罰跪，受批斗，甚至遭皮帶抽打。終身都在追求理性精神的讀書人面對這樣的瘋狂，是什么樣的心情呢？錢理群《周作人傳》有此一筆：“一再地要家屬設法弄安眠藥來，以便盡快了結此生。”

莊子說壽則多辱，晚年周作人多次引以自況，并制成印章。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時，周作人死了，終年八十二歲。周氏有首《八十自笑詩》，是他對自己的自嘲：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為端的似童癡。

劇憐獨腳思山父，幻作青筵羨老貍。

對話有時裝鬼臉，諧談猶喜撒胡荽。

低頭只顧貪游戲，忘卻斜陽上土堆。

低頭只顧貪游戲，這是墨戲藝戲文戲，人事沉浮世事沉浮，周作人其文山高月小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