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

【原文】

司馬公[1]修《資治通鑒》[2]，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手帖論纘[3]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后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于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系于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鑒》則不侔[4]，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后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后卷之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為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為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5]。此外，如晉、宋諸胡僭[6]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7]，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于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8]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9]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10]，皆可省也。

【注釋】

[1]司馬光：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初字公實，更字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司馬池之子。漢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原籍陜州夏縣（今屬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2]《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3]纘述：編輯。[4]不侔：不能同等看待。侔，相等，齊。[5]殊費分說：解釋起來非常費力。殊，很。分說，解釋，注解。[6]僭：僭越，超越本分，多指地位低下者冒用上主的名義或禮儀、器物。[7]纖悉必書：連細枝末節都詳盡記述。[8]幸：帝王到達某個地方稱幸或者臨幸。[9]如：到達。[10]無歲無之：沒有哪一歲沒有，意即每年都有。

【譯文】

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聘請范祖禹一起參加編撰工作，司馬光常常通過書寫的方式向他講明編纂的要點，大致想要像《左傳》的編年敘事體一樣。又對他說：“凡是出現兩個在同一年的年號，都要以后來那個繼承皇位的年號為準。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同時又是隋恭帝義寧二年，則從正月起便是唐高祖，不可以稱之為隋義寧二年。五代梁開平元年正月，就不能稱之為唐天祐四年。”所以這部書凡是遇到同一年內出現兩個年號的都采用這種辦法解決。然而仔細研究一下它的道理，就會發現其有不通的地方。司馬光的本意是想用《春秋》魯定公為例，在他沒有即位時，就記正月是他的元年。但昭公于去年十二月去世，那么第二年的事就不能再放到昭公名下進行記述了，所以雖然魯定公還沒有即位，自然也應當把發生在第二年的全部事情記在他的名下。況且《春秋》內容十分簡單，超不過一二十字，看一遍就知道全部的內容了。但《資治通鑒》就不能同等看待。比如，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標題為隋恭皇帝上卷，但直至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元義寧，緊接著便是唐高祖武德元年。這里前后共涉及三卷，而這時候隋煬帝還在世，其中還說到隋煬帝在江都（今江蘇揚州）做過的事情。唐明皇后卷的開頭，標明為唐肅宗至德元年，編撰一卷的一半時，才寫到太子即位的事情。唐代宗下卷又寫道：“皇上正在振奮精神努力治國，不斷破格使用人才。”而這說的卻是唐德宗在位的事。唐莊宗同光四年，便記載到明宗紀年中，而卷內卻記載皇帝命李嗣源（明宗本名）去征討鄴郡（今河南安陽一帶），到下一卷開始，莊宗才駕崩。潞王清泰三年，便標題為晉高祖，而卷內卻記載了石敬瑭（晉高祖本名）叛亂一事，一直到卷末才寫到晉天福的年號。諸如此類的內容，很難解釋清楚。此外，還有晉、宋等這樣不屬正統的少數民族，他們封的王公位，以及任命的大臣、宰相，記的十分詳盡，甚至有的記到二百字之多。再比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去世，還有魏國的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他的奴仆等人去世，都是與國家政權和社會安定無關的人。而周勃之死，卻沒有記載。還記載了漢章帝出游長安（今陜西西安），并游槐里，岐山，又游玩到了長平，住進池陽宮，往東到高陵（以上各地均在今陜西省），十二月丁亥才返回皇宮；又記載了乙未游行東阿，北登太行山，到天井關，夏天四月回到宮里。又記有魏王七月到魚池、游覽青岡原，甲午回宮；八月又到彌澤、牛頭山游覽，甲子回宮等。像這些游覽的事情，每年就不可能不出現的，這都是可以省略不記的。

【評析】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筆，涵蓋十六朝一千三百余年的歷史，在我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司馬光是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編寫《資治通鑒》的，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書名的意思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其中隋唐五代占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而吳蜀無《紀》；南北朝時期，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記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本身也有不少錯誤。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著有《資治通鑒補》，列舉通鑒有“漏、復、紊、雜、誤、執、誣”七病。朱熹則直接批評：“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洪邁在文中提到的年號劃分上的失誤以及對君主游幸過分的記述，也是《資治通鑒》的兩個毛病，而且比其他人提到的問題要小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資治通鑒》并非司馬光全力寫成，作為主編，他還要分心于其他工作。而這部史書的編寫有給皇帝當教材的目的，在史論上就不太容易持平。可見，研究學問，如果不全身心投入，不拋棄功利的目的，就容易出現錯誤，遭受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