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胡　適

二十年前，美國《展望周報》總編輯阿博特①發表了一部自傳，其第一篇里記他的父親的談話說：“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阿博特在這句話的后面加上一句評論，他說：“我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但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小錯。其實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還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這幾個月里，我讀了各地雜志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②”“全盤西化”的爭論，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議論。因此我又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國基督教年鑒》請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我指出中國人對于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里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那部年鑒出版后，潘光旦③先生在《中國評論周報》里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的字，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elohearted modernization，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贊成后面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陳序經④、吳景超⑤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們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討論。“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少的辯論，恐怕還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為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并不是這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為這個口號最近于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例如我此刻穿著長袍，踏著中國緞鞋子，用的是鋼筆，寫的是中國字，談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盤西化”的百分之幾，本來可以不生問題。這里面本來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只不過是為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長袍和緞鞋和中國字，并沒有違反我主張“充分世界化”的原則。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討論，頗有太瑣碎的爭論，如“見女人脫帽子”，是否“見男人也應該脫帽子”;如我們“能吃番菜”，是不是我們的飲食也應該全盤西化;這些事我看都不應該成問題。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這就夠了。第二，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例如陳序經先生說：“吳景超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吳先生之所異于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厘毫之間罷。”我卻以為，與其希望別人犧牲那“毫厘之間”來遷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依我看來，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則之下，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⑥、梁實秋⑦、沈昌曄⑧……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就是那發表“總答復”的十教授，他們既然提出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的三個標準，而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須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們在這三點上邊可以歡迎“總答復”以后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盡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采取。你盡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是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為如何·

原載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注釋〕　①阿博特(1835—1922)：美國基督教公理會神學家，著名編輯和著作家，主要著作有《人性研究》、《基督的人生》、《一個進化論者的神學》、《基督教與社會舞臺》、《人生問題》、《人的權利》等。　②中國本位文化：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孫寒冰、陶希圣、薩孟武等十教授署名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刊載于《中國文化建設》。宣言的宗旨是，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應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與主體，適當吸取歐美文化的長處(本書另有專述)。　③潘光旦(1899—1967)：江蘇寶山(今屬上海)人。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曾任社會系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政協委員。著作有《優生概論》、《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性心理學》(靄理士著)等。　④陳序經(1903—1967)：字懷民，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廣州暨南大學校長。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學概觀》、《南洋與中國》、《社會學的起源》、《匈奴史稿》等。　⑤吳景超(1901—1968)：安徽歙縣人。社會學家。1923—1928年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曾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52年后長期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著作有《社會組織》、《都市社會學》、《社會的生物基礎》、《第四種國家的出路》等。　⑥張佛泉(1907—1994)：天津寶坻人。曾任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1949年以后先后任臺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任、東海大學政治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加拿大卑詩大學教授。著作有《民主與選舉》、《民權初步釋義》、《自由與人權》、《自由民主論叢》、《無法出讓的權利》等。　⑦梁實秋(1902—1987)：原名治華，以字行。浙江杭縣(今杭州)人，生于北京。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1923年留學美國。回國后先后任教于東南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大學等校。1949年移居臺灣后任編譯館館長，臺灣省立師范學院英語系主任，臺灣省立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大同大學董事等。著作有《雅舍小品》、《清華八年》、《秋室雜文》、《談徐志摩》、《談聞一多》、《實秋文存》、《西雅圖札記》、《槐園夢憶》、《英國文學史》等。　⑧沈昌曄(生卒年不詳)：學者，在30年代的東西文化論戰中主張全盤西化。〔鑒賞〕　中西文化之爭貫穿中國現代思想史，僅20世紀上半葉就發生過三次大的論戰：第一次是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與東方文化派杜亞泉、梁啟超等人的爭論。第二次是20年代早期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發的，此書遭到陳獨秀、瞿秋白以及胡適、吳稚暉等人的批評，但是陳獨秀、瞿秋白也不同意胡適的看法。第三次發生在30年代。1934年11月15日，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的陳序經于《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一文，主張全盤西化。在此前后，國民黨官方重要人物陳立夫提出“中國本位文化”的口號，他指派其秘書劉百閔多次到上海，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何炳松、復旦大學教授孫寒冰接觸，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創辦了《中國文化建設》雜志。1935年1月10日由何炳松、孫寒冰、陶希圣、薩孟武等十教授署名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發表于《中國文化建設》，主張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應該以中國傳統價值為本位和主體，從而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發生了關于“中國文化的出路到底是中國本位還是全盤西化”的大討論，胡適這篇短文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表于天津《大公報》上的。胡適是歷次中西文化論爭的積極參加者，始終是批判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盡管他本人長期從事傳統文化的研究，行事方式也有儒者之風，他的傳記作者唐德剛，曾經以幽默風趣的語言說胡適經營的胡開文公司(指胡適同鄉、績溪人胡開文創辦的傳統文具店，這里戲稱胡適終身從事的建設新文化事業)，賣的是七分國貨，三分洋貨，但在歷次中西文化之爭中，他一直被人們視為全盤西化派的主帥。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提到他于1929年的《中國基督教年鑒》上發表的《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一文，表明自己是“主張全盤西化”。因“全盤西化”的主張遭到許多人的反對，且這一提法本身的不當為多方詬病，故胡適在這篇文章中，對“全盤西化”的提法和他自己的主張加以澄清，以應對人們的詰難。胡適明確承認，“全盤西化”的提法不妥。他所說的這一提法的“語病”，主要表現為“全盤”這兩個字在意義上是模糊的。“全盤”是說要百分之一百地西化，如有百分之幾用中國的事物，如他所說穿中國的長袍和緞鞋，寫中國字是不是就不是全盤西化了·胡適認為這種模糊性，容易引起“瑣碎的爭論”和人們的誤解，不利于擴大全盤西化論者的陣營。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實際上已認識到，全盤西化在現實社會是行不通的。他提出兩個重要的理由，其一是文化有其惰性，“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這表明，胡適開始意識到，一個國家的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的發展，是不可能完全脫離其文化傳統的。其二，他指出“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采取”。他提出西方文化有各種各樣的派別，“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是那一派·”這一富有說服力的發問，實際上就把全盤西化的主張從根本上否定了。基于這些分析，他主張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取代“全盤西化”。在他看來，如此不僅可以避免無謂的爭論，甚至可以把中國本位文化的大將們，都爭取到自己的旗下。“全盤西化”是胡適多年堅持的口號，也是當年不少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主題，盡管如此，胡適一旦認識到這一口號的不妥，就主張加以舍棄，這反映了他在中西文化論爭中思想上的進步，也表現了他改正錯誤理論的勇氣，這對于一個頗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來說實屬難能可貴。然而，胡適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他提出的根據所包含的真正意義所在，即否定了全盤西化派的根本主張的合理性。數十年的中西文化論爭，決不是像胡適在這篇文章中輕描淡寫所說，只是“名詞上的爭論”。因為爭論牽涉到一個重大的理論、學術和實踐上的問題：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否要發揚自己的民族精神和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來取代“全盤西化”，并不能解決關鍵問題。況且“充分世界化”是一個意義更加模糊的口號，它既可以理解為把中國傳統價值加以現代轉化，讓它們走向世界;也可理解為學習和接受一切具有世界影響的事物，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世界廣大地區都有信奉者。如此，是否就應當要求中國基督教化或伊斯蘭教化·胡適以為換了提法，就能把中國本位文化派收為“自己的同志”，這肯定是一廂情愿。全盤西化論在實踐中是極其有害的，日本就是一個事例。在19世紀晚期思想家福澤渝吉等人的影響下，日本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在不加分別地學習西方文化、走上富強道路的時候，日本把歐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全盤接受了下來，以至于發動了血腥的對外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人民，也給歐美等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這是人們必須永遠銘記的慘痛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