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

曹操

【原文】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1]。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2]。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3]。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4]。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5]。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6]。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7]，念之斷人腸。

【注釋】

[1]關東：函谷關（今河南靈寶西南）以東。義士：指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討群兇：指討伐董卓及其黨羽。

[2]初期：本來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縣南）。相傳周武王伐紂時曾在此大會八百諸侯，此處借指本來期望關東諸將也能像武王伐紂會合的八百諸侯那樣同心協力。乃心：其心，指上文“義士”之心。咸陽：秦時的都城。此借指長安，當時獻帝被挾持到長安。

[3]躊躇：猶豫不前。雁行（háng）：飛雁的行列，形容諸軍列陣后觀望不前的樣子。此句倒裝，正常語序當為“雁行而躊躇”。

[4]嗣：后來。還：同“旋”，不久。戕（qiāng）：殘殺，殺害。

[5]淮南弟稱號：指袁紹的異母弟袁術于建安二年（197年）在淮南壽春（今安徽壽縣）自立為帝。刻璽于北方：指初平二年（191年）袁紹謀廢獻帝，想立幽州牧劉虞為皇帝，并刻制印璽。

[6]萬姓：百姓。以：因此。

[7]生民：百姓。遺：剩下。

【賞析】

此篇是《薤露行》的姊妹篇。清人方東樹的《昭昧詹言》中說：“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說明了此詩與《薤露行》既有聯系，又各有側重不同。《蒿里》也屬樂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說過：“《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曹操以《蒿里行》為題，以粗礦凌厲的筆觸，在廣闊的背景下，描寫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對處于顛沛流離中的勞動人民表達了一定程度的哀憐之情，成為此題之作的另體和別調，開闊了樂府詩所表現的題材。如果說《薤露行》主要是寫漢朝王室的傾覆，那么《蒿里行》則主要是寫諸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釀成喪亂的歷史事實。

此詩前十句勾勒了這樣的歷史畫卷：關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無恥、禍國殃民的董卓。當時各郡雖然大軍云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為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互相殘殺起來。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鑄印刻璽、借討董卓匡扶漢室之名，行爭霸天下稱孤道寡之實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并對因此造成的戰亂感到悲憤。詩中用極凝練的語言將關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

然而，曹操此詩的成功與價值還不僅在此，自“鎧甲生蟣虱”以下，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向描寫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表現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注和擔憂，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連年的征戰，使得將士長期不得解甲，身上長滿了蟣子、虱子，而無辜的百姓卻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滿山遍野堆滿了白骨，千里之地寂無人煙，連雞鳴之聲也聽不到了，正是滿目瘡痍，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詩人感嘆道：在戰亂中幸存的人百不余一，自己想到這些慘痛的事實，簡直肝腸欲裂，悲痛萬分。詩人的感情達到高潮，全詩便在悲愴憤懣的情調中戛然而止。

此詩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會災難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現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還是從他隨袁紹討伐董卓開始，故此詩中所寫的事實都是他本人的親身經歷，較之《薤露行》中所述諸事，詩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認識，故詩中反映的現實更為真切，感情更為強烈。

作品從敘事人手，以質樸的語言，敘述了袁紹等軍閥討伐董卓不成，轉而互相攻戰的史實，形象地揭示了軍閥混戰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深刻地反映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現實。表現了作者對割據勢力的痛恨和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同時也暗含著作者要削平戰亂，建立一個統一國家的愿望。就詩作的內容講，它又是一篇對封建軍閥、割據勢力進行討伐的戰斗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