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國辨(節選)

章士釗

昨二十八日，有楊銓①君在《申報》著一論文。題曰：《中國能長為農國乎·》于愚“農村立國之義”加以抨擊。……然則農國者何也·曰：農國對于當今之工國言之。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攫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②者，謂之農國。反是而其人民生計，不以己國之利源為范圍，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權子母之利，不以取備國民服用為原則，因之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級，相對如寇讎③者，謂之工國。建國之本原既異，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而兩歧。農國講節欲，勉無為，知足戒爭，一言蔽之，老子之書，為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虛，咸得其宜也。工國則反之，縱欲有為，無足貴爭，皆其特質。事事積極，人人積極，無所謂招損。損更圖滿，損滿回環，期于必得，以不如此不足以興集國富，日起有功也。農國尚儉，……工國尚奢，大規模之工作，自上達下，只須有力為之，無不恣意以崇其成。……更分言之：農國政尚清靜，以除盜安民，家給人足，為興太平之事。工國則言建設，求進步，爭于物質，顯其功能。如吾汲黯臥治④，彼所不解。農國說禮義，尊名分，嚴器數。工國則標榜平等，一切脫略⑤，惟利之便。農國于財務節流，于人務苦行，于接物務[[!GF8CE]]謙⑥。工國則財以開源為上，人以有幸福求歡虞為上，接物以發揚蹈厲為上。農國重家人父子，推愛及于閭里⑦親族，衣食施與恒不計。工國以小己為單位，視錢如命，倫理之愛，別為一道，姊弟同車，各出銅幣一枚，分購車位，反相安焉。農國惡訟，訟涉貸錢分產，理官每舍律例，言人情，勸兩造息爭以退。工國則財產之事，毫不肯茍，全部民法，言物權債權者八九，訟師數萬，蠹食⑧于茲。最后則農國以試科取人，言官單獨聞風奏事，不喜朋黨，同利之朋，尤所痛惡。工國則明言財利，內賄外政，比周為黨⑨，立代議制，朋分政權。如此之別，不可一二計，綜其要歸，“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仍史公語)，農國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工國之精神也。其精神之所由起，以財源是否在于本國為斷，由此勘入，思過半矣。自十八世紀以還，歐洲機械漸興，工業日茂，廠肆駢立，農化為工，小資本之生業，逐見衰減，人人輕去鄉里，覓食通都，都市生活，為之盛漲。一方田畝荒蕪，食料不給，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暢遂。大地未甚開發之農國，生貨填委⑩，可以少許成品，誑取多許，自非食糧，資以活給，稍加造作，旋又往售，生熟出入，利每十倍，因乃本土殷繁，冠冕一世。增造富族，豪侈無論。如是者百余年，遷流之極，弊不勝言!其在國內，貧富兩階，相去太殊。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織不去機，裋褐[[!B11]]不完，終歲勤動，一飽不得。故以南開市人而苦寒露，波多人而病消渴。一國熟視，恬不為怪，何也·舉凡所產，固以供轉輸，博外利，與前民用平人欲之旨去之萬里也。工者積不能平，聯盟力抗，所謂社會主義者，自共產以至工聯，隨澈有差，而求所以甘心于資本家者則一。凡在工國，無一能安，患禍奚出，不復可料。其在國外，言制作也，科學久成公器。言貿易也，我往寇亦能追。其初英吉利獨為先登，舟車所至，無不如意。既而德、美、法日，相繼崛興，制器功侔[[!B12]]，行商地丑，即前此坐受盤剝之農國，亦各漸染機心，粗能步武，倡行土貨，明示抵排。是世界商場，明明日窄一日，而通商惠工之若干國者，機件之益益敏給，效率之益益增大，出品多而成本輕，計算之益益不可低昂，人口之大多數依工為命，作業之益益不可曠廢，綜計制造全力，如董君時進[[!B13]]所言，“殆足供給更一地球之貨品而有余。”(見二十五日《申報·論中國不宜工業化》)自二十世紀開幕以至一九一四年，歐美之工業狀況，全陷入于此種供求不應之反比例中。商軌之僢馳[[!B14]]日甚，同業之相煎益急，而謀壟斷天下，取威定霸之英德兩國，且勢力轟其一，以為一時茍且偷托之計，因而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戰。使凡為商戰者，靡不加入。由今思之，正如懸崖轉石之必至于地，無可致疑。嘻!歐洲茍其徇工無已，不知更化。則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更越二三十年，戰且逾酷。昧者不察，以謂協約國今以公理人道勝，國際之清平可期。以近五年間之事證之，得非夢囈·外之商事之逼拶[[!B15]]也如此，內之工潮之澎湃也如彼，歐洲工制之所由崩壞，大略可知。吾人生當此世，其將何以自處也乎·四五十年來，吾震于歐洲國勢之強，學術之盛，工藝之精，凡西來者，率不加考問，一律迎之，以為歐洲若是，吾亦當然為之。舉吾舊有，謂與弱國為媒，拉雜唾棄不惜。以本題言，今之倡言，“中國必工業化，然后可以自存”(參觀二十九日《申報》戴君英[[!B16]]所著《中國可以不工業化乎》一文)者，尚比比也。嘗試論之，茍吾乍經鴉片戰爭之大創，銳意維新，如日本明治初年之所為焉。則且不問得果之良惡如何，而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求為一外強中干，參伍歐美，尚工形似之國，自屬可能。何也·其時工業萬能之花，盛開而仍未謝，銷場未盡，可供迥旅，群義未滋，工人用命也。而今也王氣已收，大戰初已，各國之所以自窘于工，如繭之縛者，底里盡露，懲毖無及，于時而謂新興工化之龐然大國，可容發跡，殆為不解事者之所妄期，況乎工國矯揉浮偽，疵釁萬端，凡為右工之民，亦一口能張，兩足能舉之機器，出作入息，各銜輪齒，莫或之紊焉耳。于茲為群，亦太寡味!借曰可期，豈其所欲，工云工云，不思甚矣!至于外貨侵尋，財漏無藝，如楊君所慮數事，又海關之冊，近告入超將及三萬萬元。核其所入，米且二萬萬石，面粉三百余萬石，棉布值二萬萬兩，(如戴君說)骎骎[[!B17]]扼吾農產之吭，使不得吐氣，此農國失其所以為農之咎，非農國不能化而為工之咎。所有墨守農法，于今無濟，允宜借助工事，勵學明藝，農產而外，別興土物以斥外物各情，俱吾農國之所當有事，只須所興以為吾用，或為吾用而更能興，循環操作，功用不出本土，律愚曩[[!B18]]立兩種國家界說，其義未出農而入工，而又何疑焉。本此以談，吾之立國不當有背于農也，斷可識矣。楊君發問，“中國能否長為農國·”不待躊躇而宜應之曰，能矣。其實此一問題，不僅吾國獨有，比者歐洲工黨，倡為第一第二，第二半以及第三國際諸號，以與資本國之帝國主義抗。所言雖不離工，而考其用心，固隱然有逃工歸農之意。何以故·以其不主謀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故。無奈歐洲之社會組織，一概托體于資本，如蟲百足，不可得僵;而又農畝浸廢，眾民浮寄，地狹人稠，安所受田·一時名家如潘悌[[!B19]]等，倡言農業復興，誠有明夷待訪[[!B20]]之嘆。楊君能否一問，在彼蓋未易答，而吾何有焉·吾本農國，今其精英，雖微蝕于偽工制，而大體未壞，謹謝楊君，亦“長為”之而已矣。

原載1926年1月9日《甲寅》周刊1卷26號

〔注釋〕　①楊銓(1893—1933)：字杏佛，江西清江(今樟樹)人。畢業于上海中國公學，后赴美留學，與任鴻雋等創辦《科學》月刊，組織中國科學社。回國后歷任南京高等師范、東南大學教授，中國科學社第一屆理事會理事等。　②挹注：把液體從一個容器中舀出，倒入另一個容器。引申為以有余來彌補不足。　③寇讎(kòu chóu)：讎同“仇”。寇讎指仇視，極端不和諧的見解。　④汲黯臥治：汲黯，漢武帝時大臣，先任東海太守，繼為主爵都尉。好黃老之術，施政主無為而治。“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余，東海大治，稱之。”(《漢書·汲黯傳》)后因以“臥治”謂政事清簡，無為而治。　⑤脫略：放任，不拘束。　⑥[[!GF8CE]]謙：謂施行謙德。泛指謙遜。語出《易·謙》：“無不利，[[!GF8CE]]謙。”　⑦閭里：鄰居。　⑧蠹食：侵蝕。　⑨比周為黨：比周，結黨營私。指相互勾結，相互偏袒，結黨營私。　⑩填委：紛集;堆積。　[[!B11]]裋(shù)褐：粗陋布衣。古代多為貧賤者所服。《列子·力命》：“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B12]]侔(móu)：相等。　[[!B13]]董君時進：即董時進(1900—1984)，四川墊江人，1924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后任教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校，主編《現代農民》，參與發起中國民主同盟，創建中國農民黨，對中國土地制度、農村經濟有著獨到的分析。著有《農業經濟學》、《中國農業政策》等。　[[!B14]]僢(chuǎn)馳：背道而馳，相違背。　[[!B15]]逼拶(zā)：亦作“逼桚”，逼迫之意。　[[!B16]]戴君英：即惲代英。戴英為筆名。　[[!B17]]骎骎(qīn)：形容馬跑迅疾的樣子。比喻事業進展很快。　[[!B18]]曩(nǎng)：從前，過去。　[[!B19]]潘悌：英國社會學家，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厭惡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主張以農立國。著有《基爾特制度的復興》。章士釗曾將自己寫成的《業治論》向其請教。　[[!B20]]明夷待訪：《明夷待訪錄》，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黃宗羲著。這是一部抨擊封建專制、宣揚民本思想的著作，把古代中國的民主思想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明夷”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箕子為商大臣，紂王不納其言，且將其囚于監獄。后周武王伐紂后訪問箕子，箕子獻《洪范》。“明夷待訪”，為黃宗羲自況箕子向周武王進呈《洪范》之意。〔鑒賞〕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黃中黃、爛柯山人等，號秋桐。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清末曾任上海《蘇報》主筆，民國建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學校校長等。新中國成立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館長，為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20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對外憂內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知識界人士的解決方案眾說紛紜。1922年秋，從歐洲考察歸來的章士釗，目睹戰后歐洲經濟的衰敗和工業文明出現的危機，聯系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后的紛亂現狀，思想上發生極大轉變。他選擇的是回歸傳統，力主“農村立國之義”，否定“以工立國”，主張中國依據傳統文化為指向建成“農國”，以實現中國的富強。針對楊銓在《申報》上發表《中國能長為農國乎·》的質疑，他寫了這篇《農國辨》，闡述了“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的“農國精神”，批評了“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的“工國精神”。以農立國，首先需要明晰何謂“農國”·對此章士釗有個界說：“農國對于當今之工國言之。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攫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這是說，農國是處于一種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形態中，有別于為追求資本利潤而肆意地攫取他國資源的工國。其次，農國人們的農產品分配比較均平，沒有明顯的貧富分化。這里，不難見到孔子所主張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子。為了說明農國的情況，他采取與“工國”相比較的辦法，進行了論述。農國與工國的不同，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節欲“知足戒爭”與縱欲“無足貴爭”、“尚儉”與“尚奢”、“尚清靜”與“言建設”、“重家人父子”與“以小己為單位”、“惡訟”與“蠹食”于訟、“以試科取人”與“立代議制”。意思是說，農國重視宗法倫理，工國強調個人主義;農國厭惡法律上的紛爭，講究的是溫情脈脈的人情，工國強調民法，動輒“言物權債權”，有數萬律師以“訟”為業;農國以科舉取士，為國家輸送政治上的人才，工國政黨林立，設議院為多黨政治服務。這些道德、法治與政治上的差別，章士釗歸結為農國與工國人們欲望的不同。農國人們注意節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樂而戒爭;工國人們放縱自己的欲望，沒有滿足的時刻，故對競爭是很注重的。由此帶來生活態度上，儉約與奢華的不同，以及對外界看法的區別，農國崇尚太平清靜，工國重視開發建設。章士釗指責工國社會里，社會矛盾尖銳，而農國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國內經濟，無需掠奪他國，貧富差距不懸殊。因此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與西方“建國之本原既異，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而兩歧”。他希望國人拋棄學習西方工業文明的想法，要實行“農國精神”，“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活生生的人都是有欲望的，是人對物質利益或精神生活的一種渴求。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欲望，有著不同的主張。大體來說，有禁欲、節欲、寡欲、縱欲等等。對欲望的追求程度，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形態相關的。在農業文明時代，前三種主張占據主流地位;在工業文明社會，自然界的開發加速了，人們對財富追求的欲望得以大大提升，多欲以至于縱欲，也就為人們所青睞。章士釗顛倒了經濟形態與人們欲望之間的因果關系，所以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中國為何不能以工立國·章士釗考察了西方近代歷史認為，在工業化生產方式驅使下，資本逐利的本性極度膨脹，由此而來的是社會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和農業萎縮等弊病。資本的競爭還帶來惡性的貿易爭奪，最終不可避免導致世界大戰。總之，“以工立國”在章士釗看來一無是處。他回顧洋務運動以降，中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等現代文明采取了拿來主義態度，“凡西來者，率不加考問，一律迎之，以為歐洲若是，吾亦當然為之”。但這種不加選擇的拿來，只能是“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求得一個“尚工形似”的“外強中干”的國家。他認為，正如時人董時進所說的，資本的擴張必然導致市場的供過于求，中國參與世界市場競爭，也不會有太大的發展空間，反而會導致外資的入侵，掠奪中國的資源。相比較而言，以農立國適合中國國情，可以充分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使產品供不應求，不會出現大規模失業和罷工，進而保持社會的穩定。因此，國人應該對那種全盤西化的主張，認清其錯誤所在并加以批判。“以農立國”是否能夠長久呢·章士釗認為“不待躊躇而宜應之曰，能矣”。他以方興未艾的社會主義思潮及運動為例，說第一、第二、第三國際都主張“不主謀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故”，有“逃工歸農之意”。由此認定“農國”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有相通之處，因此“以農立國”可以長久。不可否認，章士釗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列強之間毀滅性的戰爭等現象，并對社會主義有所向往。但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與生俱來的落后、保守及相應的封閉性，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導致中國經濟長期停滯。章士釗的農國論，試圖以“農國”來抵制工業化，解決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弊端，是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改造中國。他的農國論，其實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存在著本質的區別。總體而言，章士釗以農立國的主張，反映的是一些知識分子力圖避免西方工業化所帶來的種種毛病的一種空想。但也是當時思想界實況的體現。“農國”與“工國”辯論，應該說有助于中國人對現代化的整體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