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節選)

劉少奇

在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果只有黨的共產主義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無私，沒有離開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夠在革命的實踐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覺悟，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產主義的道德。因為他有明確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所以他能夠對一切同志、革命者、勞動人民表示他的忠誠熱愛，無條件地幫助他們，平等地看待他們，不肯為著自己的利益去損害他們中間的任何人。他能夠“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人家著想，體貼人家。另一方面，他對待人類的蟊賊①，能夠堅決地進行斗爭，能夠為保衛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利益而和敵人進行堅持的戰斗。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黨內、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同別人比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斗的精神。他能夠在患難時挺身而出，在困難時盡自己最大的責任。他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的革命堅定性和革命氣節。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為他沒有任何私心，所以他無所畏懼。他沒有做過“虧心事”，他的錯誤缺點能夠自己公開，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③。他理直氣壯，永遠不怕真理，勇敢地擁護真理，把真理告訴別人，為真理而戰斗。即使他這樣做暫時于他不利，為了擁護真理而要受到各種打擊，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和指責而使他暫時孤立(光榮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夠逆潮流而擁護真理，絕不隨波逐流。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學習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他能夠運用這種理論和方法，去敏捷地觀察問題，認識和改造現實。由于他有明確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他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欲，因而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對于事物的觀察和對于真理的理解。他實事求是，在革命實踐中檢驗一切理論和是非。他不是以教條主義的或者經驗主義的態度，去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第四，他也可能最誠懇、坦白和愉快。因為他無私心，在黨內沒有要隱藏的事情，“事無不可對人言”④，除開關心黨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沒有個人的得失和憂愁。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⑤，不做任何壞事。他的工作經得起檢查，絕不害怕別人去檢查。他不畏懼別人的批評，同時他也能夠勇敢地誠懇地批評別人。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他對待同志最能寬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而毫無怨恨之心。他沒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圖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問題上善于自處，沒有必要卑躬屈節地去要求人家幫助。他也能夠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而愛護自己，增進自己的理論和能力。但是，在為了黨和革命的某種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負重的時候，他能夠毫不推辭地擔負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任務，絕不把困難推給人家。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筑在保護個人和少數剝削者的利益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脫離資本主義災難、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上。在我們共產黨員看來，為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但是，為黨、為階級、為民族解放，為人類解放和社會的發展，為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犧牲，那就是最值得、最應該的。我們有無數的共產黨員就是這樣視死如歸地、毫無猶豫地犧牲了他們的一切。“殺身成仁”⑥、“舍生取義”⑦，在必要的時候，對于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為當然的事情。這不是由于他們的個人的革命狂熱或沽名釣譽，而是由于他們對于社會發展的科學的了解和高度自覺。除了這種最偉大、最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以外，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所謂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騙人的鬼話，事實上這是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的“道德”。這種“道德”觀，從來都是唯心論的。把道德觀建立在歷史唯物論的科學基礎上，公開地宣稱我們的道德是為著保障無產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戰斗利益，這只有共產黨人能夠做到。

選自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劉少奇選集》上卷

〔注釋〕　①蟊賊：喻危害人民或國家的人。語出《詩·大雅·召旻》：“蟊賊內訌。”　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語出《孟子·滕文公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意謂富貴、貧賤、威武等外在的壓力，不能改變個人的志節。　③日月之食：喻瑕不掩瑜，太陽、月亮暫時被黑影遮住了，但最終掩蓋不了太陽、月亮的光輝。語出《論語·子張》：“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④事無不可對人言：沒有什么事情不可公開。語出《宋史·司馬光傳》：“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⑤慎獨：儒家進行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指在獨處無人注意時，自己的行為也要謹慎不茍。語出《禮記·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⑥殺身成仁：成：成全;仁：仁愛，儒家道德的最高標準，指為正義而不惜犧牲生命。語出《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⑦舍生取義：為維護正義事業而不怕犧牲生命。犧牲自己，獲取正義。語出《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鑒賞〕　劉少奇(1898—1969)，字渭璜，湖南寧鄉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等。本文原是劉少奇1939年在延安馬列學院為學員所作的演講。其主題是教育共產黨員必須牢固地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用以指導自己的行動。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共產黨員加強黨性鍛煉和修養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要求，是劉少奇關于共產黨員黨性鍛煉和修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最早比較全面、系統論述共產黨員修養的專著，更是中國共產黨關于建黨理論的一部重要文獻。主要內容包括六個方面，這里選擇共產黨員的個人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這一原則作些說明。劉少奇認為，共產黨員個人利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這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的要求和行為準則。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同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利益，同全人類解放的利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共產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就是服從無產階級和民族解放的利益，服從共產主義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利益。在此基礎上，劉少奇認為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修養要堅持五個基本原則：“有很好的共產主義的道德”、“有最大的革命勇敢”、“最好地學習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最誠懇、坦白和愉快”、“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在實踐中，共產黨員要堅持做到“能夠為保衛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利益而和敵人進行堅持的戰斗”。要不做“虧心事”，堅定地擁護真理，“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是每個共產黨員進行黨性修養的歸宿。他將民族傳統文化精華與共產主義的思想境界相結合，在對傳統道德修養所作的新詮釋中，闡述了共產黨員道德修養的途徑和方法。認為共產黨員為了無產階級的奮斗目標，應該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出自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這一名句抒發了范仲淹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先的情操，這一先憂后樂的憂樂觀，體現了一種崇高的人生觀。劉少奇認為，在抗日戰爭中，為了實現民族解放利益，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具有這樣崇高的人生觀。劉少奇強調了共產黨員應該具有“慎獨”這一傳統美德。“慎獨”出自儒家經典《中庸》之“君子慎其獨也”，意思是說，在無人覺察的閑居獨處時，要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行為，自覺遵循道德要求。按照劉少奇的理解，就是每個共產黨員，要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不做任何壞事”，經得起別人的檢查與批評。這樣慎于自處，不違道義的要求，是要求共產黨員在實踐中提高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他還把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賦予“革命的堅定性和革命氣節”的嶄新含義，即具備明確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劉少奇斷言：“‘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必要的時候，對于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為當然的事情。”孔子倡導“殺身成仁”、孟子主張“舍生取義”，他們關注著同一個話題，當個體自然生存與道德原則發生沖突時，應當舍棄生命以維護理想中的道德原則。孔孟奠定了儒家生死觀的格局，對后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同的社會勢力對之有過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利用。在古代社會，“仁義”被詮釋并規定為封建道德的基本規范，這種生死觀便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工具。而國民黨軍官佩戴“殺身成仁——蔣中正贈”的利劍，為蔣家王朝盡忠殉命，是儒家生死觀成為反動勢力的工具最為典型的例子。但歷史上更多的是，正義人士、民族英雄與革命志士，把“成仁”、“取義”看作是為維護民族和國家利益而舍棄生命的正義行為。劉少奇把無產階級的道德觀與儒家的生死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里的“仁義”已完全跳出了其原來封建道德上的內容，而被賦予了革命的集體主義精神，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個人生命的大無畏精神。劉少奇強調共產主義的道德“不是建筑在保護個人和少數剝削者的利益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上”。當然，這并不是說無產階級道德是建筑在自我犧牲的悲劇上，而是排除了小資產階級的“個人的革命狂熱”，排除了為一己的私利而“沽名釣譽”，是“為黨、為階級、為民族解放，為人類解放和社會的發展，為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犧牲”。“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在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了解和高度覺悟的基礎上，出于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必勝信念與為了人類解放和社會發展這一目的的自覺行為，成的是人類解放之至“仁”，取的是共產主義之大“義”。在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的道德與儒家的理想人格學說，被融為一體。劉少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主義原理，將實踐的觀點引入到修養理論，使修養過程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主觀世界的過程，把傳統的修養理論建立在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上，對中國傳統倫理學說的主干——儒家倫理學說的有益成分進行批判性吸收，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有機地結合。他發揚傳統文化中提倡刻苦的自我修養和自覺肩負歷史使命感的精神，應用傳統文化中積極進步意義的一面，全新詮釋傳統文化中的生死觀，直接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些都為今天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遺產，使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提供了一個范例。同時也給后人以啟迪：新時期新形勢下共產黨人鞏固執政，需要將儒家倫理道德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進行現代轉換，在切實尊重黨員權利、發展黨內民主的基礎上，加強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教育和權力約束等，這也是亟待深入思考和解決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