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好像是為勞動才來到這個世上。

很小的時候，外婆就教會了她勞動，挖田鋤草、喂豬做飯、縫補漿洗，樣樣活路拿得起來，在響潭園個個稱贊。

母親十八歲嫁到楊家沖溫家，祖父解放前抽鴉片賣掉許多田產，四九年得以劃成貧農，但拖著一副抽過鴉片的病體，勞作自然被人瞧不上眼，祖母纏著小腳，一天到晚在堂屋和灶屋間走來走去，絮絮叨叨的數落祖父，幾十年都是如此，卻于事無補。父親在村委會做主任，那時的干部特別熱愛自己的崗位，一天到晚為村上的事奔波，家里主要靠母親。上隊里掙工分，侍弄自留地，喂豬、養羊、還有一群雞，母親幾乎沒有歇息的時間，碰上個雨天，也不能閑著，要搓納鞋底的麻繩。正頭臘月，家里別的人都閑下來了，母親似乎比平時更忙，打豆腐、做米酒、熬糖、炸果子，幾乎每天都是半宿。正月初一匆忙回響潭園給外公外婆拜個年，就要回家來做飯。因為父親做主任的緣故，來我們家拜年的就很多，父親負責給客人敬煙倒茶，給客人斟酒，做飯的事都是母親操辦，有時一天來七八撥客人，灶膛里的火就沒有熄過。

1962年，我們在白楊樹淌造新屋，母親正懷著弟弟新楷，為了少請人，每天和父親天不亮就開始出屋場。黃土一擔一擔挑出去以后，露出幾個大石頭，那時炸藥緊張，吃過晚飯，母親就在石頭上碼上干柴，點起熊熊大火，把石頭燒紅以后，用冷水澆，聽著石頭炸裂的聲音，母親一邊擦汗，一邊還哼起了姊妹歌：

高粱葉葉翠

姊妹來相會

房子造好時，母親的月份已經很重了，立屋那天，她和父親手里托著大盤，跪在地上接木匠師傅拋梁撒下的花生、板栗、核桃、包子和硬幣，我看見她差點要倒在地上，小姨連忙扶住了她。

搬進新屋不久，新楷就出生了，后來又有了小妹新翠，這時祖母早已過世，祖父年紀大了，更不能做事了，一家七口人，就只有父親母親勞動，每年都是缺糧戶。為了盡量多掙一點工分，母親總是揀工分多但是比較累的事做。比如鋤草，生產隊長和會計一塊田一塊田估完工分，每塊田多少工分寫在一塊篾片上，把篾片插在田里，鋤完草驗收質量后憑篾片到會計那記工分。隊長和會計插完篾片。母親就一塊一塊去看，哪一塊工分最高，她就把那一塊的篾片拿回來，當然工分高的必定是難度最大的，母親愿意去做這個難的，不然，你上哪去找工分？隊長會計知道母親的心思，后來插完篾片，就會告訴她哪幾塊工分高，母親就感激不盡。

那個年月，盡管父親母親拼命勞作，依然沒有擺脫缺糧戶的命運，每年年終分紅時，別人家分到余糧錢，可以去買年貨打燒酒愉愉快快的過個年，我們家依然只能拿回一個欠款的單子。母親倒不氣餒，能做的自己做，絕不比買到的年貨差，到了臘月二十九，母親就會回響潭園找舅舅借一兩塊錢，把一斤酒的酒票用出去，給父親買一斤酒過年。

直到分田到戶，我們家的日子才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父親母親能吃苦，又特別會種田，糧食多了，豬也喂的大，錢也不愁了，母親經常會哼起山歌，她唱得最多的是《探妹歌》：

正月探妹是新春

樹上的鴉鵲子唱高聲

奴的姊妹喲……

母親一邊唱一邊納著鞋底，父親就說，有沒有新鮮的，母親不理不答，唱的聲音更大了。

這樣的好日子持續了二十多年，父親因為庸醫亂用青霉素去世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母親仿佛一下子蒼老了十歲，她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但是又必須接受這個現實。

母親打發傷心而寂寞的日子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勞動，她一個人種了十幾畝地，而且是我們村種得最好的。不但田里看不到一根雜草，連田邊地頭的荒草也割得干干凈凈。她收的菜籽存到榨坊里，去打一次油就在賬本上減一次。去年我回老家，碰到榨坊的師傅說，你媽存在我這里的菜油還可以打二十年，她只愿勞動不愿吃不愿喝，一個怪人。

母親就是這樣，每年喂幾頭豬，賣一頭，至少殺一頭，但是她卻不怎么弄肉吃，火塘的樓板上密密麻麻掛的都是臘肉，不愿吃，也不愿賣。她走進走出看著那些肉，是她的成就，看一看就足夠了。去年，母親已經八十歲了，喂了一頭豬，把幾個殺豬佬累得夠嗆，硬是弄不到殺豬凳上去。后來一過秤，四百多斤，母親喃喃地說，要是我愿意喂飼料這豬還可以喂大些的……

今年，我們堅決不讓母親喂豬了，我們承諾年底給她買一頭豬，田也只讓她種點小菜。前幾天，弟弟來電話說，豬倒是沒喂，但是田還是都種上了。我打電話回去問她怎么又種了那么多田，她在電話里說，我這個人，勞動慣了，我不勞動，渾身就不舒服，再說，我看不得田荒了，看著心里就發毛。她接著又說，我的洋芋長勢才好，只是到時候沒有豬來吃可惜了，我是不是還是買一個豬坯，不然糧食都浪費了。

第二天，弟弟發來一張照片，母親正在土豆田里施肥，陽光照在她臉上，一臉的喜悅和甜蜜。母親就是這樣，只要勞動著，她就快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