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散文名篇·朋黨論》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臣聞朋黨①之說，自古有之，惟幸②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③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④，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⑤。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⑥并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冶。《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⑦以興。后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⑧。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后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⑩。”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11}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注】

①朋黨：人們因政治目的、主張相同而結(jié)合的派別或集團。宋仁宗時，以范仲淹為首的革新派，被誣為朋黨，遭貶謫。數(shù)年后，范仲淹再次執(zhí)政，歐陽修因作此文。②幸：希望。③黨引：結(jié)為私黨，互相援引。④共工：舊傳共（gōng恭）工、驩（huān歡）兜、三苗和鯀（gǔn驩）為堯時的四兇。⑤八元、八愷：據(jù)《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稱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稱八元。此處元、愷皆和善之意。⑥皋（gāo高）陶：掌管刑法。夔：掌管音樂。稷：掌管農(nóng)事。契（xiè瀉）：掌管教育。⑦用：因此。⑧目為黨人：東漢桓帝、靈帝時，兩次興起黨獄，株連正人君子多達四千余人。此言漢獻帝時，有誤。⑨“唐之晚年”句：指唐穆宗、宣宗年間的牛僧孺與李德裕的黨爭，史稱“牛李黨爭”。⑩“及昭宗時”句：唐昭宗在位十五年，904年被朱溫殺害。次年，朱溫又殺朝官三十余人，投之黃河，但當時仍用唐昭宗的“天佑”年號。{11}誚：責備。

本文是歐陽修于慶歷四年（1044）寫給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當時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張，成為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以夏竦、呂夷簡為首的保守派被彈劾罷職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敗，廣造輿論，竭力攻擊、誹謗范仲淹等引用朋黨。其陷害忠賢的險惡用心，深為歐陽修所洞察。于是歐陽修向宋仁宗上了這一篇奏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本文被評為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文章先從社會發(fā)展的事實落筆，“朋黨之說，自古有之”，證明朋黨的存在有其歷史的依據(jù)，并為下文征引歷史事實埋下伏筆，然后提出自己的觀點：“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么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間有什么樣的區(qū)別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鮮明地概括出兩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觀點十分鮮明。接著，在前一段基礎上的深入剖析，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區(qū)別——君子是真朋，小人是偽朋。這是由于，小人之朋是從利出發(fā)的，所以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于對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終始如一”，所以是真的。

同時，歐陽修指出“道”和“利”，是區(qū)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關鍵所在。小人是以利，相互勾結(jié)，相互利用，利益相同則相結(jié)為黨，見“利”則相互反目，“利”盡則分道揚鑣；而君子是以“道”相互聯(lián)結(jié)，同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道永遠不變，則君子之黨永遠同心。第三段主要是廣泛列舉史實，證明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結(jié)尾處大量引用事實的基礎上，著重闡述迫害君子之朋則國亡，信用君子之朋則國興的道理。

本文是一篇富有戰(zhàn)斗性的政論，實踐了歐陽修“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歷來享有盛名，為人稱道。本文在寫作方法上，有如下兩大特色。

一是全文自始至終運用了對比論證的藝術手法，逐層深入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在開篇定下基調(diào)以后，就緊緊圍繞著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qū)別步步展開：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無朋”是因其“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君子有朋’是由于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小人以利害相交，必然見利忘義，利盡殘害。最后，文章還列舉了從上古堯、舜之時直至唐末各個朝代盛衰的大量歷史事例，圍繞國家興亡治亂與朋黨的密切關系，進行了反復的對比分析。事與理的結(jié)合，對比手法的反復運用，起到了化深奧為淺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藝術效果。

二是文章轉(zhuǎn)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運用，既紆徐有致，又富有感染力。本文氣勢磅礴，從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富有憂患意識的政治家剛正不阿的戰(zhàn)斗精神。但從其時徐時疾，張弛有度的說理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歐陽修沉著冷靜的大將風度，表現(xiàn)在其語言的運用、句式的選擇上。在對比論證中，作者多處運用了轉(zhuǎn)折句式，如第四段，連用五個“莫如”。這一系列轉(zhuǎn)折句式的運用，不僅突出了對比的效果，而且使論述的筆調(diào)趨于舒緩，使文章既明白曉暢，又委婉而耐人尋味。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所謂“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的政論的藝術風格。

后人評論

沈德潛《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反反復復，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末歸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見人君能辨，但問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