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殺與捧殺

現在有些不滿于文學批評的，總說近幾年的所謂批評，不外乎捧與罵。

其實所謂捧與罵者，不過是將稱贊與攻擊，換了兩個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為英雄，說娼婦是娼婦，表面上雖像捧與罵，實則說得剛剛合式，不能責備批評家的。批評家的錯處，是在亂罵與亂捧，例如說英雄是娼婦，舉娼婦為英雄。

批評的失了威力，由于“亂”，甚而至于“亂”到和事實相反，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他一塌胡涂，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卻指給大家看，嘖嘖贊嘆道：“看哪，這多么‘性靈’呀！”對于中郎的本質，自然是并無關系的，但在未經別人將花臉洗清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霉頭。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嘰哩咕嚕，白云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絕不至于還糊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卻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夠了。然而如果沒有旁人來指明真相呢，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