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韓非子》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卷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愿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 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 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強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锧在后，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克下矣。今秦地析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賞不克，攻未賞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侖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蜀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克而元齊(為樂毅破齊于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 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 東服于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 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成兩國之功。是固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愛民萌，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修武，逾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畢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 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蠹，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掘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 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于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且聞之日，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茍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欽于淇溪，右欽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于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鉆黽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于是乃潛于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愿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余年，出則為井蔽，入則為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于天下，功歸于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于野戰，負任之旅，罷于內攻，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其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兇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于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始也。 見二疏， 非所以強于諸侯也， 臣愿陛下之幸熟圖之， 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矣，詔以韓客之所以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駭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于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秦趙之交未必以刑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于強也。今專于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于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鉤利于秦，而以韓利窺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祥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人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下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窺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于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其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以向秦軍于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侖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荊，荊令尹患之日，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以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奸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奸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韓，其勢必先韓而后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伐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于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奸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愿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愿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殺臣于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于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愿大王幸使得畢辭于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歡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愿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于韓，愿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卷四

說難第十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于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于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于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系縻，然后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昔日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于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筑，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圣人于晉，而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彌子瑕有寵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 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于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忘共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余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后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于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于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后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卷五

飾邪第十九

故曰： 明于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子(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 是愿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以主是過子(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子(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 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 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后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關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 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 不然，夫好顯嚴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于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于田。戰士怠于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于田者，則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齊，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 楚人眾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問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險，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異涉成陳而后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后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應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秦安乎。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 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析，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啖以為民先，股無肱，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潔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馕;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 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圣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铦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 事異則備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 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政，鄉人譙之弗為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家、聽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 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 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 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 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 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懷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 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 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 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 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 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 富國以農，距敵悖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目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 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于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亂; 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來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 賞其功，必禁無用; 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 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 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 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疊，超王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于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 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于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 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于其聽說也，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律其后?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 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 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于內，而事智于外，則不至于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 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于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于內而政亂于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于敵，退則死于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貸賂而襲當涂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私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于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信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 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鑒賞]

《韓非子》是一部集先秦法家學說大成的代表作。戰國末年，由韓非及其后學所著。

韓非，生于公元前約280年，韓國貴族家庭，卒于公元前233年，與李斯同學于荀況。他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思想，尤其有選擇地接受前期法家的思想，主張“為治者……不務德而務法”、“賞厚而信，刑重而必”。稱法的制訂應該“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在哲學上，發展了荀子的唯物主義，認為“道”是事物運動的普遍規律，而“理”則是具體事物運動的特殊規律。提出“緣道理以從事”，反對“無緣而妄意度”。并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歷史觀。還認為人口和社會財富的多寡是決定歷史變動的原因，強調一切社會關系，如君臣父子、交換及剝削關系，均出于人們的“自為心”或“計算之心”。他還肯定趨利避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國家執行賞罰、法令的依據。他綜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提出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統治術，上書韓王變法圖強，不見用。公元前234年，秦始皇看見了韓非所著《孤憤》、《五蠹》等文章，深感佩服，邀請其出使秦國，同學李斯深知韓非才識過人，必被秦王重用，超過自己，便于姚賈一起陷害韓非。韓非到秦不久就被迫服毒自殺于獄中。韓非死后，他的學說依然受到秦始皇的贊賞，直接促成了秦始皇的反儒意識與君主專制主義的策略。李斯盡管謀殺了他，但也不得不稱他的學說為“圣人之論”、“圣人之術”，把它作為治國的方略，在秦國努力加以貫徹。可以說，秦始皇與李斯在政治上的成敗得失都源自韓非的思想，韓非實是秦始皇與李斯的導師。韓非合乎時勢的思想催化了秦始皇與李斯的政治策略，從而盡快地促成了秦王朝一個嶄新時代的誕生。

現存《韓非子》全書共20卷，55篇。著名篇章有：初見秦、存韓、孤憤、說難、飾邪、內外儲說、五蠹、顯學、定法、難勢、詭使、問辨、說林等等。它內容豐富，涉及到政法、哲學、社會、財經、軍事、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但就其主體來說，則是他的政治思想。其核心，也就是古人稱道的“帝王之學”。這種“帝王之學”的要點，便是法、術、勢兼治的專制論。我們在探求韓非軍事觀的同時，不得不首先對此予以認識。

韓非所說的法，是一種“編著之圖籍”的法律條令。可見，它首先是一種成文法，而不是一種習慣法。既是成文的，就具有客觀性，不會任意變動，這與隨心所欲的人治是截然不同的。其次，它又是“布之于百姓”的公布法，而不是一種秘密法。“法莫如顯”，要盡量讓人們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觸犯法律。所以，它是臣民的行為準則，并不是民眾的陷井;它是一種積極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種消極的制裁手段。這些都是法制進步的表現。再次，它又是“著于官府”、行于臣民的“憲令”。可見，它是一種君主的統治工具，是一種專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權力，但決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比“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階級法更加升級了。階級法反映了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而專制法則進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駕于群臣萬民之上了。韓非的法治，歸根到底，是為了君主的利益。總之，韓非所說的法，具有這樣的性質：它是成文的、公之于眾的、用來治理臣民的。表面上，它是君臣萬民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實際上，它不過是君主治國的工具，這就是韓非之法的真正實質。

韓非沒有系統地擬定具體的法律條文，他只論述了法律的原則與基本內容。《二柄》說：“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定法》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可見，法作為君主統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實處，不過是德賞和刑罰兩大方面。德賞用來獎勵守法有功的人，刑罰用來懲治犯法之人。賞罰兩者既是法治的保證，又是法治的具體體現。它們是韓非之法的基本內容。

為什么要制定法令、運用賞罰呢?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當時社會的要求。韓非認為，在那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國際間的關系全靠實力來調節，要避免亡國，必須富國強兵。根據歷史的經驗，“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所以，只有“去私行行公法”，才能國治兵強，才能立于不敗之地。至于在國內，則人臣狡詐險惡，他們往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所以，人主必須“以法治國”，才能達到“上尊而不侵”的境地，建立起鞏固的統治力。而且，“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還有，韓非認為，象伯夷之類清廉的人只是少數，而君主治國則要以多數人為標準。大多數人都有趨利避害之心，所以，提供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設立賞罰制度，才能抑制人們無窮的欲望，使人臣的“私心”服從“公義。”“公私不可不明”，所以“法禁不可不審”，“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總之，為了國富兵強，為了君主獨尊，為了“使人不得不愛我”，必須實行法治。當然，實行法治還在于官事民政繁多復雜，“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因此，必須“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才能“獨制四海之內”，“治不足(促)而日有余”。可見，實行法治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總的來說，韓非大倡法制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為了君主們的省力，而是總結了歷史經驗、針對世道人心提出來的。原先的德治、禮治等“寬緩之政”已不足以“治急世之民”了，那么，治民就不能不靠法令賞罰了。法治是時代的要求，韓非順應了這一歷史要求，是應該肯定的。

韓非所說的術，是一種君主對臣下的統治手段。它不象法那樣“編著之圖籍”，則是“藏于胸中”的一種不成文的心計。其次，它又不象法那樣“布之于百姓”，而是“不欲見”的權術。第三，它不象法那樣是臣民們所遵行的準則，而是君主所獨操的一種技術。可見，術與法的性質完全不同。法是成文的、公開的，所以比較具有客觀性和固定性。術是不成文的、秘密的，所以比法要復雜得多，它往往變幻莫測、令人不可捉摸。因此，它表面上似乎是一種手段，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不擇手段。韓非為了讓君主們更好地掌握這種變化多方的統治辦法，在術治上花的筆墨比法要多得多。

韓非既提倡法治，為什么還主張君主用術呢?這主要根源于韓非對當時君臣關系的認識。韓非認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妻子、兒子都靠不住，群臣都是大壞蛋，他們都在千方百計地窺測君主的動向，時時想纂奪君主的大權。因此，君主即使依靠法治而使國家富強了，但如果“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所以，要使“臣得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除了法治外，君主還得耍手腕，用術來“潛御群臣”。當然，這種用術治來算計臣下的做法，大不如儒家講究仁義忠信，采取思想統治的辦法，更為有效，因此，后代的封建統治者，在這一點上，遠比秦始皇聰明，表面上大力提倡儒家的德治來籠絡人心，暗地里利用法家的術治潛制群臣。正是這種陽儒陰法的做法，才得以使我國的封建專制時代延續那么長久。

韓非除法術之外，還十分重視“勢”。“勢”，《韓非子》中又稱為“勢位”、“權勢”、“威勢”、“勢重”，都是指統治權而言，包括用人之權、賞罰之權等等。只有統治權掌握在手，才是真正的統治者，才能統馭民眾。所以《八經》說：“勢者，勝眾之資也。”

《韓非子》一書中所體現的法、術、勢兼治的專制思想滲透到各個方面。在軍隊建設上，他主張富國強兵，崇尚實力，對外以力服人，對內實行強權統治。在軍隊管理上，強調以法治軍，賞罰分明。在戰略戰術上，主張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打殲滅戰。他反對“以一國之民而欲成兩國之功”。主張集中兵力作戰。他的《初見秦》和《存韓》兩篇，內容雖然相互矛盾，但卻相反相成，不管滅韓還是存韓都為了一個目的，即是從政策上、戰略上分裂六國而各個擊破它們。他還提出“削株無遺根”。也就是斬草除根的殲滅戰思想。在《外儲篇》提出作戰必須師出有名，必須乘敵之隙，必須取信于民。在《說難》中主張兵不厭詐。在《五蠹》中，反對墨守成規。

《韓非子》經歷2千多年的篩選而終究流傳不衰，足見他的影響之大。早在古代就有人把韓非的歷史地位和孔子相提并論，漢代孔鮒《孔叢子·韓非非圣人辨》寫到“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采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奸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后乃知圣人無世不有，前圣后圣，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圣人也。”從韓非的歷史作用來看，他被稱為“圣人”也并非過譽。因為不但統一六國、建立專制主義的帝國須用他的學說作思想武器，就是中國的整個封建君主制時代，也離不開他的學說支持。當然，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一樣。《韓非子》也存在許多錯誤之處，比如它所展示的種種陰謀權術，雖被歷代獨裁者與權奸們奉為至寶，受到他們公開的鼓吹或暗中的利用，但對我們來說，就只有認識價值而無借鑒意義了，我們應該對此進行深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