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記·大學時代(節選)

容　閎

予于一八五四年畢業。同班中畢業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國人而畢業于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以故美國人對予感情至佳。時校中中國學生，絕無僅有，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嘗任兄弟會藏書樓中司書之職二年，故相識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級中之學生，稔予者幾過半。故余熟悉美國情形，而于學界中交游尤廣。予在校時，名譽頗佳。于今思之，亦無甚關系。浮云過眼，不過博得一時虛榮耳。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轉愿不受此良教育之為愈。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為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知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知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雖然，持此觀念以論人生之苦樂，則其所見亦甚卑，惟怯懦者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偉大之事業，而趨于高尚之境域也。在予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何也·予既遠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學之志，雖未能事事如愿以償，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資格，予固大可自命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為已受教育之人，則當日夕圖維，以冀生平所學，得以見諸實用。此種觀念，予無時不耿耿于心。蓋當第四學年中尚未畢業時，已預計將來應行之事，規畫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予后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為標準，專心致志以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畢業之時，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國有第一批留學生之派遣，則此志愿之成熟時也。

選自《西學東漸記》

〔鑒賞〕　1872—1875年，頭上盤著辮子戴著瓜皮帽的120名大清幼童來到美國，上演了令世人難忘的留學傳奇。原定學習期限為十五年，學成歸國后由總理衙門統一差遣。由于保守勢力著實強大，怕這些學生回國后不復為大清順民，于是下令提前于1881年全部撤回。就是這樣一個不圓滿的結局，在這些留學生中，還是出現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第一位在國際上得到高度評價的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民國政府第一任國務總理、復旦大學創辦人之一唐紹儀;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總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中國第一位礦冶工程師吳仰曾等諸多叱咤風云的優秀人才。一手策劃這一傳奇的是中國最早留學于美國的留學生容閎(同去的還有黃勝、黃寬)。他的回憶錄《西學東漸記》，如實地反映了這一傳奇的經過。容閎是在美國學成歸國的首位大學者。他的心愿是：“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拳拳愛國懷情，在此表露殆盡。容閎是如何接受西方教育，又如何努力讓“西學東漸”，使國人亦享有此種教育權利的呢·下面聯系他的生平來講。容閎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出生在今珠海的南屏鎮。幼時家境貧困的他賣過糖，7歲時入澳門西塾讀書，因瑪禮遜學校不收學費，且毗近港澳的廣東沿海，習英文為謀生手段已演為當地風俗。七年后容閎隨學校遷至香港。1847年一位美國老師勃朗先生，見容閎聰慧，就把他帶到了美國。經過預備學校幾年學習后，容閎于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學校有優厚的獎學金，但條件是畢業后需留在美國做傳教士，容閎放棄了。他心中蕩漾著為祖國謀福利的打算：“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于中國者為之。”(《西學東漸記》第五章)四年后畢業，一位美國牧師說容閎連本國語言也忘光了，已具備徹底歸化的資格，在美國謀一份體面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懷著報效祖國之心的容閎，還是回到了中國。當時，“于本國語言，幾盡忘之，至是乃漸復其舊”(《西學東漸記》第六章)。喝了“洋墨水”，卻棄所長而謀生，回國后的八年生涯是很艱難的，做過文書、通譯、茶商。但容閎于民族的尊嚴與自身的氣節，看得比錢財重得多。在上海海關任職時，得知做翻譯的華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升至稅務總司一職的情況后，便以不能與英國人享有同等權利而辭職。為挽留容閎，“因許月增予俸至二百兩”，但他還是離開了海關。“同事諸友，見予棄此二百兩厚俸”，“莫不目予為癡”。此時容閎是持“廉隅自守，道德為重，金錢為輕”的心態對待此事的，況且他胸中的鴻圖還沒有實現呢，“此豈為一人利益計，抑欲謀全中國之幸福也!”同事們的想法，“是燕雀不知鴻鵠也!”(《西學東漸記》第七章)其“鴻鵠”之志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希望中國人有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機會;二是把西學傳播到中國，讓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富強的國家，不再受列強的欺凌。從耶魯大學畢業，到遠大理想的實現，容閎歷經十八年的時間。他說：“溯自一八五四年予畢業之時，以至于一八七二年中國有第一批留學生之派遣，則此志愿之成熟時也。”他是如何實現這一“鴻鵠”之志呢·經近代著名數學家李善蘭介紹，容閎結識了曾國藩，成為曾幕僚中人。知曾有籌建西式工廠之念，他伺機向曾提出設一制造各種機器的母廠的建議，被曾接受并讓其赴美購置設備。此即中國近代工業的始初——上海高昌廟的“江南制造局”。不過在容閎心目中，這僅僅是取得曾國藩的信任，他的抱負是讓國人接受像他那樣的西方教育。事也湊巧，1871年發生天津教案，清廷派曾國藩去辦理，然通曉西方事務且有能與洋人直接語言交流能力的人才缺乏，這讓大臣們頭痛不已。當容閎向曾國藩提出選派幼童赴美留學的建議后，曾國藩于1871年7月，同李鴻章、丁日昌聯名上奏，闡明派遣留學生的主張和具體方案。清廷的目的是：“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約計十余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后可以漸圖自強。”(《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82)經清廷批準，1872年，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學。計劃四年中一共派遣120名，學習期限為十五年。但因保守勢力阻撓，1881年學生撤回，返京銷差，結局并不圓滿。保守勢力以陳蘭彬、吳子登為代表。陳蘭彬(1816—1894)，字荔秋，廣東吳川黃坡村人。咸豐進士，被選拔為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館纂修。1872年，陳蘭彬以留學生監督身份率領第一批留學生30人赴美。陳蘭彬是正職，容閎是副監督。留美幼童處于發育生長之中，對新鮮事物很感興趣并仿效之，他們隨美國人去教堂祈禱，穿著西式服裝，參與美式體育運動。對學生的這些舉動，陳蘭彬極為反感，“與學生常發生沖突，予恒居間為調停人”。每當容閎為學生的行為辯護時，陳蘭彬“疑予為襯衫偏袒學生，不無怏怏”。深究自己和陳蘭彬沖突的緣由，容閎判定是中西文化的差異造成的：“蓋陳之為人，當未至美國以前，足跡不出國門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評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據為標準者，仍完全為中國人之見解。即其畢生所見所聞，亦久處于專制壓力之下，習于服從性質，故絕無自由之精神與活潑之思想。”(《西學東漸記》第十九章)容閎敏銳地覺察到，專制與自由的本質區別，就是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不同所在。1876年，陳蘭彬另有任職，遂推薦吳子登代之，清廷派吳子登出任留美學生監督。吳子登思想頑固，官僚習氣嚴重，對派遣留學生一事持異議，“視中國留學生之留學外洋”為離經叛道之舉。“吳既任事，對于從前已定之成規，處處吹毛求疵，苛求其短。”“有所不滿意，又不明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為種種謠言”。(同上)他到任后就把留美學生訓斥一番，下令開除了兩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許多留美學生的不滿。同時還加重中文課程的學習，突出的是封建道德和禮儀教育。留美學生對吳子登的話就是不聽，只聽從容閎的號令。惱羞成怒的吳子登頻頻向清廷寫奏折，還給李鴻章寫信，講留美學生如何“美國化”，講容閎如何放縱幼童、目空一切等等。只憑一腔熱血報國卻對中國政治一無所知的容閎，沒有在意吳子登的這些行動，也不進行反駁。清廷上下對吳子登的一面之詞信以為真，連曾紀澤(時任駐英、法公使，曾國藩之子)這樣開明的官員都認為留美學生難以成才。1881年，吳子登請求清廷將留美學生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準。當全體留美學生聽說朝廷讓他們即日中止學業回國的消息時，既悲憤又傷心。對大多數人來說，再過一二年就大學畢業。在這四批120名學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賡大學畢業，還有60多人正在讀大學。在這些學生中，有3人到美國后病亡，數人先行回國，只有少數人抗拒不歸，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離美回華。容閎后來說：“自一八八[[!GA996]]至一八八六年，為余生最不幸時期。畢生志愿，既橫被摧殘(指教育計劃);同命之人，復無端夭折。”(《西學東漸記》第二十章)對康有為的變法，容閎極表同情。故康有為、梁啟超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時，就推舉容閎為首任會長。百日維新失敗后他逃往香港，轉至美國而終老。盡管“幼童出洋”的傳奇中途夭折，未達到容閎與洋務派自強的目的，但對近代中國的留學起到了前路先驅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增進了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