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商君書·更法》原文鑒賞

孝公平畫^①，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②，慮世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③，君之道也;錯法務(wù)明主長^④，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⑤。’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行者^⑥，必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⑦，必見毀于民。語曰^⑧：‘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⑨。’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⑩。’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于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jù)法而治者，吏習(xí)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愿熟察之⁽¹¹⁾!”

公孫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xí)，學(xué)者溺于所聞⁽¹²⁾。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¹³⁾。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¹⁴⁾。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¹⁵⁾!”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fù)，何禮之循!伏羲、神農(nóng)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dāng)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¹⁶⁾。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殷之天也，不易禮而亡⁽¹⁷⁾。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xué)多辯。⁽¹⁸⁾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表焉⁽¹⁹⁾。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墾草令⁽²⁰⁾。



【注釋】 ①孝公：秦孝公。姓贏，名渠梁，獻公之子。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為秦國國君。在位期間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促進了秦國的發(fā)展和新的封建制度的確立。平畫，評議計劃。一說“平晝閑居”，即退朝之后的時間。 ②甘龍、杜摯：秦國大臣。大夫：此指職位較高的官吏。御：侍奉。 ③代立：繼先君而立，即繼承君位。社稷：本為古代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后為國家的代稱。 ④錯：通“措”：設(shè)置，施行。 ⑤疑：猶豫不決。功：功效。 ⑥高人：高于一般人。 ⑦獨知：特別的睿智。 ⑧語曰：通常說。 ⑨樂成：樂享其成。 ⑩郭偃(yan音演)：春秋時晉獻公臣，后幫助晉文公進行改革以圖霸業(yè)。(11)熟：仔細，反復(fù)。 (12)學(xué)者：此指不知變通的學(xué)究式的一類人。溺：沉溺，淹沒。 (13)三代、夏、商、周。王(wang旺)：作動詞，即成就王業(yè)，稱王于天下。五霸：春秋時稱霸于一時的五個諸侯，即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一說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和楚莊王。 (14)制：約束。不肖者：無才無德的人。拘：拘泥，束縛。 (15)圖：反復(fù)考慮。 (16)伏羲、神農(nóng)，傳說中的上古帝王。誅：刑罰，處罰。黃帝、堯、舜，傳說中的上古帝王。怒：超過。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17)湯：商湯，商朝的開國君主。 (18)窮巷：窮鄉(xiāng)僻壤的小地方。曲學(xué)：見解淺陋，偏執(zhí)于一端。 (19)狂夫：狂妄之徒。(19)墾草令：開墾荒地的命令。



【今譯】 秦孝公在議論籌劃國家的大事，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他的身邊，反復(fù)研究形勢的變化，探討制訂法令的根本原則，尋求治理民眾的辦法。

孝公說：“繼承君位，不忘國家，這是做國君的原則;實施法令，務(wù)求體現(xiàn)出國君的明斷，這是做臣子的本分。現(xiàn)在我想通過變法來治理國家，改變舊的禮儀去教育民眾，可又擔(dān)心天下人對我非議。”

公孫鞅說：“臣聽說，‘行動憂豫不決不會有成就，做事猶柔寡斷不會取得成功。’您趕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必顧慮天下人對此有什么議論。而且有高出常人行動的人，必然被世俗之人反對，有獨到見解的人，必定受到一般庸人的誹謗。常言道，‘愚蠢的人事情已經(jīng)出現(xiàn)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前就能有所察覺。一般人不能指望跟他們商量事情如何做，只能事成之后與他們共享其成。’郭偃有主張說：‘講究最高德行的人不去附和凡俗之人的見解，成就大事業(yè)的人不必跟一般人去共同謀劃。’法，是用來愛民的;禮，是用它便于做事的。所以，圣人只要可以強國，不效法舊法;只要可以利民，就不沿用舊禮。”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聽說，‘圣人不改變民眾的習(xí)慣去教育，高明的人不改變舊法去治理國家。’順著民眾的舊習(xí)慣去教育，不費力氣就能成功;依據(jù)舊法去治理國家，官吏熟悉民眾安寧。現(xiàn)在如果變法，不遵循秦國的舊法，改變禮制教育民眾，臣擔(dān)心天下人會對您非議，希望您要反復(fù)慎重地考慮這件事!”

公孫鞅說：“甘龍這番話，實在是世俗之言!平庸的人安于舊的習(xí)慣，學(xué)究們又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見聞。這兩種情況，使得身居官位而墨守成法，不能跟他們討論成法以外的事。三代以不同的禮稱王于天下，五霸以不同的法而稱霸諸侯。所以，高明的人能夠制訂新法，而平庸之輩卻只能墨守舊法;賢能的人變更禮制，而沒出息的人只有被舊禮所束縛。拘泥于舊禮的人不值得與其議論國家大事，墨守成法的人不值得與其討論變法。您不要再猶豫不決了!”

杜摯說：“臣聽說，‘好處沒有一百倍，不變法;功效沒有十倍，不改用新器具。’我還聽說，效法古代沒有過錯，遵循舊禮不會出現(xiàn)偏差。您可要仔細考慮這件事!”

公孫鞅說：“前代政教各不相同，效法什么古代!各代帝王也不一樣，遵循哪家的禮!伏羲神農(nóng)實行教化不用刑罰，黃帝、堯、舜雖用刑罰但不過苛，到周文王、周武王，分別根據(jù)當(dāng)時的形勢而制訂法令，依據(jù)具體的情況而規(guī)定禮儀。禮儀、法制根據(jù)當(dāng)前的形勢而制訂，法規(guī)、政令各自適合具體的需要，各種武器裝備的制造都是為了便于使用。臣所以說：治國并非只有一種辦法，有利于國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的王業(yè)，不效法古代得以興盛，夏桀、殷紂王的垮臺雖沒有改變舊禮照樣滅亡。可見，違反古代的未必不對，遵循舊禮的未必就對。您不要再猶豫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偏僻小地方的人，大都少見多怪;見識淺陋偏執(zhí)一端的人總是喜歡爭辯。愚蠢的人譏笑的，正是聰明人覺得可憐的;狂妄之人所高興的，正是賢德之人所憂傷的。拘泥于世俗才生出種種非議，我不再猶豫了!”

于是旋即發(fā)布了開墾荒地的命令。



【集評】 明·王鳳洲：“議論痛快。”(見明·歸有光《諸子匯函》卷十三《商子》)

明·楊慎：“通篇一辯一駁，俱出名理名言，且文句軒舉清勁，自是西漢莫及。”

又：(“公孫鞅曰”——節(jié))：“聳峭斬截。”

又：(“民不可與慮始”一節(jié))“文氣極緊。”

又：(“湯武之王也”一節(jié))“筆致優(yōu)游宛入。”

明·顧起元：“(“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盱衡抵掌，夷然有不可一世之概。”

又：(“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琢句工勁”(以上六條見《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

民國·張之純《評注諸子菁華錄》：“(開頭兩小段眉批)按《史記·商君列傳》，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今其書乃托之孝公，蓋亦狐之善假虎威者。”

又：“(前世不同教與帝王不相復(fù)等句眉批)二語自顛撲不破，句法極廉悍可學(xué)。言亦近理宜孝公之入彀中也。”



【總案】 本文以“更法”標(biāo)其題，概括了全篇的主旨，那就是秦國必須要改革。文章以商鞅有針對性的三次發(fā)言，在批駁敵論中闡述了這一主旨，樹立起了非改革不可的正面論點，即以“強國”、“利民”為前提，“當(dāng)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不斷改革乃為常理。在對這一中心問題的闡述中，商鞅對持反對態(tài)度的甘龍等人是針鋒相對地批駁，對抱疑慮態(tài)度的秦孝公則是循循善誘地爭取，有理有情，理服情動，最終促使秦孝公“寡人不之疑矣”，下定了變法的決心，這場圍繞變法的大論戰(zhàn)也便以商鞅的勝利和反對派的失敗而告結(jié)束。

這篇文章不僅有明確的中心，而且有闡述這一中心的完整的結(jié)構(gòu)，組織縝密，敘述生動。圍繞變法的論戰(zhàn)以“孝公平畫”開始，以“遂出墾草令”結(jié)束，首尾照應(yīng)，條理分明，脈絡(luò)清晰。在對話中行文得以有起伏地發(fā)展，所記對話，言簡意賅，不枝不蔓，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尤其許多富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語句，更是活畫出了人物當(dāng)時的心態(tài)，開始時孝公的疑慮矛盾，欲“變法”“更禮”又“恐天下之議我”，商鞅兩次“君無疑矣”的剴切忠諫，甘龍“愿熟察之”、杜摯“君其圖之”的無可奈何的呼喚等等，都寫得生動形象、恰切精當(dāng)。孝公在這場辯論中，除了開場白和最后的小結(jié)之外，只兩個“善”字便要言不繁地表明了對商鞅觀點所持的肯定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不僅見之于“言”，而且見之于“行”，那就是“于是遂出墾草令”。“于是遂出”四個字，急切而堅定，它形象地宣布了商鞅在這場論戰(zhàn)中的最后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