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的宇宙“滴答、滴答”地運行著，大約200年沒出一點故障。如果他的鬼魂能在1900年前的任何時間來到瑞士，所有的鐘都會同聲奏鳴頌歌。可是就在1900年，離那古老的鐘塔不過約200米的地方，住著一個新來的年輕人，他不久就要使所有的鐘表吵鬧起來。他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大約自此時，時間與光開始鬧別扭了。1881年，阿爾伯特·密切爾遜做了一個實驗（6年后他又和愛德華·莫萊一起做了一次），把光朝不同方向發射，他吃驚地發現，不論怎樣移動儀器，光的速度總是一樣的。這是不符合牛頓定律的。就是這一物理學中的小小嘀咕聲，使科學家激動地提出了各種問題。這大約是在1900年。
　　
　　很難說年輕的愛因斯坦及時地知道了這一切，他在大學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但可以肯定，當他十幾歲去伯爾尼的時候，早已經問過自己：如果從光的觀點來看，我們的經驗又會是什么樣子？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充滿矛盾的，因而是困難的。但像所有的矛盾一樣，最難的不在于給出答案，而在于怎樣提出問題。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天才之處在于“他們提出透徹的、天真的問題，結果引來了災難性的回答”。詩人威廉·古柏曾稱牛頓為“嬰孩似的圣哲”，就因為他有這種氣質，而這一形容也完全適合愛因斯坦，他的臉上也總有一種對世界感到好奇的表情。不論是他談騎在一道光上還是談在空間中墜落，總是進行著對這類原理的美麗、簡單的說明。
　　
　　對于牛頓，時間與空間形成一個絕對的框架，其中世界的物質活動按照最穩定的秩序運行。他的世界是上帝眼中所見的世界，對每個觀察者都是一個樣子，不論他站在什么地方或以什么方式移動。作為對照，愛因斯坦的世界是一個人眼中所見的，你所見與我所見是相對的，即因彼此的地點和速度而不同。
　　
　　愛因斯坦是一個哲學系統的創造者，而不只是數學系統的創造者。他有一種才能——找到一種哲學觀念，使人們對實際經驗產生一種新的看法。他不像一個天神那樣觀察自然，而是作為一個開路人，也就是雖然身處紊亂的自然現象之中，但仍相信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格局，只要我們用新的眼光就可看出。
　　
　　這樣，在其一生中，愛因斯坦使光聯上時間，時間又聯上空間；使能量聯上物質，物質聯上空間，空間又聯上引力。在他生命終結之時，他還在致力于尋找引力與電力、磁力之間的統一性。在我的回憶里，他在劍橋大學評議會廳里做學術演講的時候，只穿一件舊毛衣、一雙氈拖鞋，不穿襪子，那一次他就對我們談他在找它們之間的聯系，以及他碰上了什么困難。
　　
　　穿舊毛衣、氈拖鞋，不喜歡背帶和襪子——這些可不是故作姿態。那一天我們看見他，他似乎是在表達一個從詩人威廉·布萊克那里得來的信念：“詛咒背帶，祝福放松。”他不關心世俗的成功、體面，不隨大流；大部分時間他不知道一個像他這樣地位崇高的人該怎樣行事。他恨戰爭、殘酷、偽善，尤其恨教條——只不過“恨”字不足以表達他所感受到的那種略帶悲痛的反感，他認為恨本身也是一種教條。他拒絕擔任以色列國的總統，因為（他解釋說）他不善于考慮人的問題。這是一個不高的標準，別的總統也大可采納，只不過能通過標準的不會有幾個罷了。
　　
　　在牛頓和愛因斯坦兩個人面前談人的上升幾乎是一種冒犯。這二位是像上帝一樣闊步行走的。牛頓是《舊約》的上帝，愛因斯坦則是《新約》的上帝。他充滿人情味，憐憫，巨大的同情心。他心目中的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個有某種天神般氣質的人，他經常說自然就是這樣子的。他喜歡談上帝，“上帝不玩擲骰子”，“上帝沒有惡意”。最后，有一天尼爾斯·玻爾對他說：“不要再教上帝干這干那了吧。”這話并不公平。愛因斯坦是一個能問非常簡單的問題的人，而他的生活和工作所表明的是：當回答也簡單的時候，你聽到了上帝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