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我離家遠行。
　　
　　在我的行裝中，有10袋特大號的牙膏、5公斤糖果和一大箱書。糖果后來在亞熱帶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來大群的螞蟻。我把糖果放進杯子，沖進開水，我知道這涉嫌殺生，可我的健康需要繼續喝這糖水。
　　
　　60年代的中國，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數不自愿又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以軍事動員的方式被送到偏遠的鄉村。
　　
　　對于這場運動，說痛苦、說悲壯、說憂傷、說升華的都有，沒有定論。牽扯的人數過多，空間過于廣闊，產生無數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
　　
　　17歲出門遠行，我第一次看到了父親的淚水。車輪轉動時，他跟著列車小跑，直到站臺的盡頭。我站在車門口，向他最后揮了揮手。他站在站臺外面的陽光中，逐漸變小。直到這時，我才流下淚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來的地方已不堪回首。在我抬腳的同時，心里卻一下空了。
　　
　　火車上的4000公里穿過了8個省、市，我頭一次看到了黃河、長江、高原和古舊的小鎮。4天的火車之后又是4天的汽車，山路繞來繞去，到達目的地景洪時，天已經黑透了，天空中飛滿了螢火蟲，讓我們以為是個童話世界，這個錯覺一直保持到天亮。
　　
　　我和同來的朋友被分配到農場最邊遠的生產隊。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砍樹。把眼前一切看得到的樹都砍倒。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見屋頂茅草縫隙中的星星，聽著遠處林子里凄凄的叫聲，偷偷地掉過淚，夢中全是故人舊事。什么是思鄉？思鄉是件甜蜜的事。想想天還要亮，心就發慌。我學會了抽煙，能把煙蒂倒卷進嘴里，再把燃燒的煙絲吐到地上。我回家探親，母親抓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離開，朋友們把普希金的詩寫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說玫瑰已經凋謝，要指給我們看，百合花正在開放。”我收下，致謝，沒好意思告訴他，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大概是1970年底，一位16歲的上海知青砍倒一棵大樹，又被樹壓倒，樹太大，倒下來的時候，天似乎缺了一塊，就那么空著。枝葉把他蓋住，找不到了。他被壓在大樹的附干下面，發現他全憑了他發自胸膛，貓一樣的哮喘聲。被砸碎的身體沒有出血，蠟一樣的潔白。他父親來了，是一位上鋼五廠的工人。來后要我們帶他去出事地點看看。問我們：“我兒那刀呢？”老頭找出刀，手有點哆嗦：“還砍樹不砍？”又拿刀指向大伙：“你們可要小心點啊。”我記得很清楚，大家都哇哇哭了。這下我明白了什么叫勞動人民。
　　
　　有許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樹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煙。風從林子深處吹干了我頭上的熱汗。我和身邊的一切沒有區別，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個友人，它很寬大，足以容納許多生命。而山下不遠的人間，真理、道德、秩序卻像魚刺一樣蒼白、貧瘠、抽象而悖理。在陽光和綠葉之間，我想起受難的父親、病中的母親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學和朋友，我的所愛和所恨，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不禁悲從中來。在自然接納了這一切之后，我覺得心慢慢沉了下去，沉到它該在的地方。
　　
　　在我能夠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棵大樹的時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懼。千百次運動后的手臂鼓脹起來，血液在脈管中暢快地奔流，一種不僅是物質的東西在我體內暗暗生長起來，漸漸有力量。我坦然起來，感到一陣輕松，人長大原來只需要一個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