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剛從師大畢業，念的是化學系。她是一個在屏東客家村長大的女生，被分配到我們學校，一個復雜都會環境里的國民中學，而且一來就被派任為我們班的導師。
　　
　　連我們才十三四歲的小孩都知道，她被整了，或許是因為不了解潛規則、禮數不夠吧，所以她被安排了一份沒有人愿意做的工作。
　　
　　學校里有男生班和女生班，當然是女生班比男生班好帶。學校里有三個年級，當然是一年級的學生剛入學最聽話，其次是三年級升學班，最麻煩的是二年級。學校里有科任老師、級任老師，當然是科任老師上課來下課走，不必管秩序管學生生活，工作要輕松很多。
　　
　　偏偏她一來，當老師的第一年，就承擔二年級男生班的導師，還不只這樣，她負責的還是被學校公認的最壞、最頑皮的一班。
　　
　　我們真是壞。一大早幾個人偷偷進了教師休息室，偷偷撬開她的辦公桌抽屜，看到了她男朋友寄來的情書。上課時，她背過身去在黑板上寫字，后面幾個同學一起捏著鼻子念情書中的文案：“阿霞，你真笨，表面張力當然是接觸力……”她煞白了臉猛回頭，顫著聲問：“誰？”沒有人承認，也沒有人敢告狀出賣我們班上這幾個最壞的學生。問不出結果，她叫全班同學站起來，從第一排第一個開始問，不說就用藤條抽手心。
　　
　　才打到第三個吧，豆大的淚珠從她眼眶里流出來，她打不下去，自己扶著墻壁哭了，哭了一陣，突然拎起藤條就走了，留下一教室的錯愕。
　　
　　導師要批改每周交的生活周記。我的周記內容都是抄來的，前面“一周國內外大事”抄報紙，“讀書心得”抄課本，背面的“生活感想”則抄我當時熱衷的現代詩。詩的每一行字數少，容易填滿頁面，余光中的一首長詩《火浴》，就夠我抄好幾個禮拜的了。
　　
　　抄了一陣子，有一個周末，我去了臺北近郊的沙侖海邊，聽海風，看海潮，回來后一時興起，不抄了，自己寫了一首標題叫“潮”的詩在周記上。
　　
　　第二天，她上完化學課，人走出去了，突然回頭從教室后門叫我，劈頭問：“周記的那首詩是你自己寫的嗎？”我完全沒料到她有此一問，便愣愣地就點頭了。
　　
　　一個多月后，救國團編印、規定每個臺北市中學生都要訂閱的《北市青年》送到班上，引起了一陣騷動，我寫的那首《潮》化成了鉛字印在上面。我和班上的同學一樣驚訝，不，我比同學們更驚訝。
　　
　　放學打掃衛生時，我被叫到教師休息室。她鄭重其事地跟我說：“我早知道你不是個壞孩子，你看，你會寫詩，你是我們學校第一個在《北市青年》上發表文章的學生，連校長都很高興。別再參加足球隊了，別再跟那些人混了。”
　　
　　說著說著，她的眼眶紅了，從抽屜里翻出一沓教會團契的宣傳單給我：“你拿回去看看。”
　　
　　原來她要拯救我。這是我無論如何沒想到的。我更沒料到的是，她要拯救我的決心有如此強烈。她去找了和我比較親近、從一年級就教我們國文的老師，一起來勸我。然后她還把班上平常跟我一起踢足球的幾個人都找去。
　　
　　足球隊里有一個本來就和我不是很對眼的，被老師約談后，在教室里就用閩南語對著我嚷嚷：“你是好學生，離我們遠一點啦！不小心被你沾了變好，我們就完蛋了！”另外一個守門的，平常和我并肩守最后場的，則無奈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話都說不出來。
　　
　　我度過了這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日子。沒有朋友，不知道要干嗎，覺得每天都在晃，晃進教室覺得教室不是我的；晃到足球場，發現足球場也不是我的。這一切都是被詩害的，沒事讀什么詩、寫什么詩呢？原來一個人會寫詩，就證明他不能當壞學生了？然而很怪，愈是寂寞，就愈習慣將自己投入詩中，就愈離不開詩。
　　
　　我不能怪詩，于是就只能怪她。我真的和原來的那些朋友愈走愈遠了，我的成績變好了，三年級時竟然還被編進了升學班里。我應該感謝她，但是我沒辦法，我一直記得，她那么固執、堅持地把我丟進一個黑暗、寂寞的深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