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美國犯罪潮的真正贏家是埃德加·胡佛和聯邦調查局。在這場戰爭開始之前，他和他的調查局還默默無聞；戰爭結束后，胡佛和最終定名為“聯邦調查局”的新部門名震全國，從此成了新聞報紙、廣播劇、連環畫和電影中的主角。
　　
　　FBI的前世
　　
　　美國人對秘密警察的觀念總是很反感，1908年首席檢察官查爾斯·波拿巴建立了名為調查局的部門，國會就擔心政府會建立間諜體系，就像沙皇俄國一樣對人民實施監控。當時的美國沒有聯邦警察，直到1870年之前還沒有統一的司法部門。20世紀初期，波拿巴就開始尋找擴展調查局勢力的機會。
　　
　　1919年，美國焦灼地面對著所謂的赤色威脅，首席檢察官帕默在調查局下建立了總情報署，并把其交給司法部律師埃德加·胡佛管理。
　　
　　胡佛1895年出生于華盛頓特區，在公務員的體系里成長起來，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國會圖書館的館員，即使每天需要和那些卡片、目錄打交道，胡佛還是堅持學完了法律課程。有些傳記作家暗示，這段經歷讓他一生都熱衷于積累信息、梳理分類，后來他建立了拘留記錄、煽動者索引和活躍分子的檔案等等。
　　
　　在政治腐敗透頂的哈定總統任期，調查局制造了很多丑聞，到了1924年，柯立芝總統的首席檢察官斯通決定結束調查局濫用職權的情況，他宣布，秘密警察會變成自由政府和自由制度的障礙。
　　
　　斯通試圖清晰地區分兩個警察部門——執法部門和情報部門的職能，但是并不成功，界限的模糊不清困擾了聯邦情報局很多人。執法部門的職責是把觸犯法律者——從黑手黨頭目到有污點的政治家——歸案受審。在美國社會，法律程序規定要向公眾公開，符合證據法規的規則，受法庭監督，他們面對的是已經被懷疑犯罪的人。但是情報收集是為了阻止將來的罪行，不一定局限于特殊罪行，目標也可以是一般人，包括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外國人、共產主義者和中東人。超出了有關證據的規定，使用的方法都是秘密的，有時候甚至是危險的。
　　
　　斯通任命29歲的胡佛清理門戶，胡佛決定讓調查局高度自律，不可腐蝕，致力于讓調查局執行法律而不是充當間諜的角色。
　　
　　“調查局必須與政治分離，它不是任由政治調遣的工具”，胡佛說，他挑出局里的壞蘋果，重新招募了受過會計或法律訓練的高素質人才：精神抖擻重整調查局的組織結構。他削減探員人數，上交沒有使用的預算基金，并建立了一個指紋中心和追蹤罪犯的檔案庫，后來他還要建立國家警察專科學校來訓練他的那些執法官員。
　　
　　在胡佛領導的最初十年里，調查局在國內舞臺上還扮演著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20世紀30年代中期發生的兩件事，徹底改變了執法部門和情報部門的命運。
　　
　　與全民公敵的斗爭
　　
　　1934年6月21日的晚上，在芝加哥北區的街道上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從附近的電影院里出來。一隊調查局的偵探作勢圍了上去，電影院出來的男人撒腿就跑，探員們亂槍齊發，逃跑的男人倒在微熱的人行道上，死了。
　　
　　一個探員匆忙跑到電話亭，向指揮這次行動的長官報告，長官正在華盛頓焦急地等待消息。幾分鐘之后，FBI擊斃約翰·狄林杰——那個時代的罪魁禍首的消息傳遍了美國。
　　
　　多年以后，一位記者問老年的胡佛他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刻，胡佛連想都沒想就回答說，我們逮到狄林杰的那晚。胡佛說聽到電話的時候是他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刻。
　　
　　這一刻在他的記憶中如此輝煌是有原因的。20世紀30年代的犯罪潮，實際上幫助形成了現代FBI。1934年之前，這個機構不過是為數不少的聯邦調查機構之一，當時的美國聯邦罪犯法并不健全，美國政府把時間、人力和物力都投入到反壟斷法和調查警察腐敗上了。胡佛他們沒有逮捕的權力，也沒被授權可以帶槍。
　　
　　這段時間的統計數字顯示，一戰之后美國的犯罪率并沒有上升。所謂20世紀30年代的犯罪潮只是幾個頗具傳奇性地打了就跑的綁匪和銀行搶劫犯。犯罪問題是多種因素凸顯出來的，報紙總是追求聳人聽聞，大蕭條造成了社會秩序的紊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試圖證明聯邦政府擁有無限潛力。
　　
　　胡佛一直堅信，FBI應該是執法機構中的領導者，而不是泛泛的聯邦警察部門；FBI應置身于不得人心的禁酒令之外，胡佛也不認為他的團隊有義務嚴格禁止像賭錢和欺騙勞工這樣的地方性犯罪。他認為FBI應該是以現代的反犯罪方法引導聯邦警察的精英機構。
　　
　　1933年一伙人試圖綁架俄克拉荷馬州的石油大亨查爾斯，聯邦調查局嚴謹的辦案方法被證明非常有效，逮捕了綁架犯之一“機關槍凱利”。據報道，凱利在投降前曾經請求：別開槍，G-men。“G-men”是“GovernmentMen”的縮寫，這個標題成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的昵稱，很快得到全美國的認可。
　　
　　在1934年的時候，FBI只有400來人，但是羅斯福總統要的就是戲劇性，而胡佛也能制造戲劇性。他選擇有利的案例公布于眾，比如槍殺狄林杰，追捕各色“全民公敵”——漂亮小伙弗洛伊德、娃娃臉尼爾森、貝克幫，讓這群人聲名遠揚，經過幾次易名，1935年最后確定為聯邦調查局。電影和雜志吹捧FBI探員神話，新聞報紙把國家一號英雄的桂冠戴到了胡佛頭上。
　　
　　雖然后來爬上了權力的頂端，但是胡佛嘲笑政治，他不屬于任何黨派，一生從未投過票。他總是用道德術語來描述自己的敵人，他說“不法之徒是從隱身處爬出來啃咬我們文明命脈的老鼠”。而且胡佛一直堅信，罪犯之所以犯罪與社會條件毫無關系。他眼中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錯誤的政治經濟體系，而是不斷對權威發出挑戰的新形式。
　　
　　如果說犯罪潮催生了FBI的話，那剿滅狄林杰行動之后兩年，在FBI歷史上發生的另一件里程碑事件則讓它飛速增長。1936年8月24日，戰爭的陰云籠罩著歐洲和亞洲，羅斯福總統想評估一下美國所受到的來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有多大。像右翼組織美國人自由聯盟這樣的組織，在強大的商業部門的支持下，正在陰謀罷免總統。此時的總統再次向FBI求助。不過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年輕的胡佛以充沛的精力把新機構塑造成高效的典范，他高超的領導技巧讓他掌控這個機構長達48年，事實證明，他待得太久了。在那48年里，美國換了8位總統，16位首席檢察官，但FBI局長卻始終是他。他所擁有的權力是之后任何FBI領導所無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