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父親和子女的關系，不像母親和子女的那種血肉相連、臍帶相依的糾結纏綿，而是一種溫清時隱時現、尷尬卻伴隨終生的關系。

　　很早很早以前，心理學還沒發明出來的時候，人們就發現兒子身上會有一種仇父戀母的心理傾向，也就是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結”。后來，當心理學被發明出來，這種普遍蔓延的仇恨才有了靠譜的心理學解釋。

　　我們仇恨的并不是父親，而是“生活代表”。生活永遠是大Boss，對人提出種種可惡的限制和強迫。在一個家庭內部的父母雙方之間，父親就是“生活”的化身——要求著孩子，所以父親永遠是孩子的敵人，而孩子永遠要哭著找媽媽。

　　對孩子來說，四面墻壁永遠太逼仄，桌子的棱角永遠太堅硬，放糖的柜子永遠太高。滋事找碴兒的不總是父親。

　　我想，我更喜歡卡夫卡對父親所下的斷語：父親即上帝，“剝去了圣衣的上帝”。

　　人類對上帝形象的想象和勾畫，就來源于對父親的記憶。這個兼職上帝卻是毫無職業道德的。他享受特權，卻消極怠工；他索取崇拜，卻不普度不慰藉。他只是執行上帝“審判”的職責。

　　而我從小到大，就生活在一個永遠無法討好“父親上帝”的世界里。小時候，父親對我少有的幾次心血來潮的教育，幾乎全部是以威脅恐嚇為形式的。

　　我爸爸有一雙駭人的大眼，還有黑壓壓雜亂的濃眉壓在眼皮上。每當他想傳授給我什么的時候，他就會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動他的濃眉，圓睜著眼睛。提醒我，我已經進入了他的怒氣領域和力氣范圍。

　　當然，技術上，我爸從未正式打過我，但是他發明了一種惡作劇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揚起他的巴掌，低頭瞪著我，做出要掌捆的姿勢，剎那間蒲扇式的手掌扇下來，結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擊，在我耳邊制造出巨大的聲響來。我嚇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

　　這個拙劣的把戲一直貫穿我的嬰兒和幼兒階段，然而我卻從未真正意義上破解和免疫。每當高高的巴掌的陰影落在我身上，我還是會瑟縮，還是會發抖。這種恐懼建立在不確定性上——不知道什么時候父親的大赦會失效。

　　可是，當父親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強大崩塌，他的威脅也將解除。2008年，我爸送我來北京上大學。我發現我們的交談時時都具有冷場的危險性。

　　我問他：“北京怎么樣?”我爸說：“北京好大哇。”我又問：“學校怎么樣?”我爸說：“大學好大哇。”

　　“好大”，成為爸爸對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詞。在談話無法繼續的冷場中，我又驚又急地意識到：外物都大了，父親自然就小了。母親是一寸寸變老的，父親是瞬間變老的。我們斗爭了整個童年的敵人，自己繳了械。

　　孩子被父親懲罰，父親被歲月懲罰。都是輸家，那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