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親是上河人。
　　
　　所謂上河，就是峽河的上游。七十里長的峽河，在本地人的習慣里，常被分為三段，上段二十里，稱上河；中段三十里和下段二十里，統稱下河。住在不同段的人在生活習俗和語言習慣上稍有差別。上段，苦焦、偏僻、荒涼。母親出生的地方叫三岔，三條河在這里交匯，這兒是上段的上段，翻過后面的西街嶺，就是河南省地界了。
　　
　　母親十七歲嫁到峽河中段的塬上，父親家給的彩禮是兩斗苞谷。那是爺爺用麻繩套來一只白狐，然后用它從河南販子手上換來的。相較而言，河南那時候的糧食比峽河的寬裕。那兩斗苞谷，外公一家吃了三個多月。當然，這些都是母親告訴我的。
　　
　　緊挨著峽河東面的地方叫官坡鎮，那是峽河人趕集的地方。雖然它屬于河南盧氏縣，在行政上與峽河沒半點兒關系，但峽河人口少，沒有街市，也沒有集，生活日用品、五谷六畜都要到官坡集上買賣。
　　
　　母親喜歡趕集。官坡鎮，是母親少女和青年時代去過的最遠的地方。
　　
　　母親最后一次去官坡鎮，是我十九歲時。她此去是為我占卜命運的。那一年，她四十一歲。我記得此后，她再沒出過遠門。
　　
　　高中畢業后，我在家無事可干。家里有一群牛，我負責放它們。與農田里的活兒相比，放牛是最輕松的，故有“三年牛倌，知縣不換”的說法，說的就是放牛的自由、散漫。家里讓我放牛，也有對命運不認輸的成分——放牛有大量的空閑時間，可以在山上讀一些書，想一些事情。那幾年，牛在山上吃草，我在山上讀了很多書，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那陣子讀完的。
　　
　　放牛一年多，牛沒壯也沒瘦，原模原樣，我卻越發顯得沒了志氣，露出傻樣來。母親對父親說：“這不行，難道真是一輩子放牛的命？”
　　
　　她帶了兩斤白糖、兩包點心、十元錢，去官坡找張瞎子。
　　
　　我沒見過張瞎子，卻不能不知道張瞎子，據說他通天徹地，本事了得。傳得最廣的一個故事是，有一個人搞惡作劇，把家里一頭牛的八字報給張瞎子測。張瞎子排了八字，不慌不忙地說：“此人命里富貴，一生有田耕，不愁吃喝，八歲而亡。”那頭牛真的只活了八年。
　　
　　三天后，母親回來了，對父親說：“娃沒事，四十歲上能出頭。”
　　
　　二
　　
　　一九八七年，峽河發大水。
　　
　　那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洪水。那一場大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河里與河岸上的石頭、樹木、莊稼悉數被卷走，一同被卷走的還有牛、羊、豬和人。
　　
　　大雨過后，峽河的水還沒退，妹妹病了，中耳炎引發的乳突炎。那時峽河還沒有撤并，還叫峽河鄉，有衛生院。妹妹在衛生院里打了六天吊瓶，病情越來越重。去縣醫院，無異于登天，路途遙遠不說，主要是沒錢。我們兄弟幾個正上高中或初中，每人每星期只有一袋干糧。街上小飯館兩角錢一碗的面葉子，我們從沒吃過。
　　
　　本來是不要命的病，卻要了妹妹的命。那一年，她十三歲。我從學校趕回來時，父親和母親的神志都近于錯亂。也是從那時候起，母親開始哭，白天哭，晚上哭，哭了十年，哭壞了眼睛。這十年，她去得最勤和最遠的地方，就是妹妹的墳頭。這個“遠”，是說來來回回的路程。單程算，從家到墳頭不過數百米，但這么多年，母親往返其間，加起來，怕有千里之程。
　　
　　生活像一口鍋，母親一直在鍋底的部分打轉。鍋外的世界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鍋外的世界。鍋有時是冷的，有時是熱的，只有鍋里的人，冷暖自知。
　　
　　三
　　
　　從一九九九年起，我開始上礦山，天南海北，漠野長風，像一只鳥，蹤影無定。有時，我一年和母親見一兩次面，有時終年漂蕩，一年也見不著一次，甚至有時都忘了她的樣子，但一直記得她說的張瞎子算的卦。
　　
　　一轉眼，我四十歲了。
　　
　　四十歲那年，我在薩爾托海，方圓百里無人煙，只有戈壁茫茫。放牛、放羊的哈薩克族人，有時放丟了牲口，騎著馬或摩托車呼嘯而來，再呼嘯而去。
　　
　　這里是一座金礦，規模不大也不小，有三口豎井，百十號工人。我是這百十號人里的一員，像一只土撥鼠，每天地上地下來回躥。
　　
　　母親知道我在世上，但不知道我在哪條路上。我經常換手機號碼，她也許記得我的號碼，但沒什么用，這里沒有信號。母親的床頭是一片白色的石灰墻，上面用鉛筆記滿了兒子們的電話號碼，哪一個打不通了、作廢了，就打一個叉，然后將新號碼再添上去。這些號碼組成了一幅動態的地圖，她像將軍俯瞰作戰沙盤，因此懂得了山川萬里、風物人煙，仿佛她一個人到了四個兒子到過的所有地方。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我一直沒有對她講過，當然也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母親的地圖雖詳細，但也不可能顯現這樣的情節。
　　
　　這一年，我得了病——頸椎病。我最顯著的癥狀是雙手無力，后來發展到雙腿也沒了力氣，如果跑得快點兒，會自己摔倒。我后來才知道，這是因為椎管變細，神經受到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