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興趣，我們可以來做個實驗。你先給一位經濟學家打電話，自報家門，說自己是一名記者，想就“各國之間是應該實行自由貿易，還是應該采取保護政策”這一問題采訪一下他。這位經濟學家馬上會條件反射似的告訴你：“當然要實行自由貿易，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愚蠢的做法。”如果他興致很好，說不定還會給你上一堂課，教教你什么是比較優勢。
　　
　　接下來，請你換身衣服，穿上牛仔褲、T恤衫，背上雙肩包，假裝自己是個研究生，到這位教授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的課堂上，再問他：“自由貿易好不好呢？”教授這次的回答就沒有那么痛快了。他會略帶警覺地看著你，遲疑地說：“這要取決于對誰而言。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有一部分人的福利會有所提高，但有一部分人的福利會不如以前。”
　　
　　他可能會覺得有些愧疚：“當然啦，總體來看，自由貿易帶來的福利改善會大于福利損失。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從贏家那里征稅，去補償受損的一方，那么自由貿易最后還是能夠帶來更多的福利的。”
　　
　　你再問他：“自由貿易能夠讓一個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嗎？”他會更加警惕：“在大多數模型中，自由貿易能夠帶來福利的提高，但是，如果你想討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要把貿易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聯系起來，其中的關鍵是貿易能否促進技術創新。在某些情況下，貿易是能夠促進創新和增長的。當然，如果你考慮的是大國，而不是小國開放經濟，這里面的機制會更加復雜。”他的嘴唇有些發干，他想了一想，又補充說：“如果從各國的數據來看，早期的計量模型大多發現貿易往往會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當然，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事實上，經濟學家還沒有形成一個共識。”
　　
　　很多有名的國際經濟學家都有這種“分裂癥”。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克魯格曼，他的經濟學專欄文章寫得又快又好。從他的專欄文章來看，他一直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但是，他在國際貿易領域最突出的學術貢獻是什么？他提出了戰略貿易理論，即在一定條件下，政府介入國際競爭，可能有助于本國企業獲得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美國的波音和歐洲的空客這兩家公司皆擬研發一款大型客機，但整個國際市場的需求只能給一家企業提供充足的訂單，如果美國政府先砸錢幫助波音研發，波音就有更大的勝算獨占國際市場，美國政府的投資最終可以安全地收回，波音還能賺得缽滿盆滿。國際貿易領域還有一位大師級的人物叫巴格瓦蒂，他是克魯格曼的老師。巴格瓦蒂也是自由貿易的旗手，但他在貿易理論中的一個主要貢獻是“貧困化增長”，大意是說，在一定條件下，一個國家出口越多，這個國家面臨的貿易條件（也就是進口價格和出口價格之比）就會惡化，最終反而會讓該國的國民福利下降。
　　
　　這下你是不是糊涂了？為什么經濟學家在公眾面前講的和在課堂上講的不一樣呢？大部分經濟學家只談自由貿易帶來的總收益，而不關心自由貿易帶來的相對收益。自由貿易帶來了贏家，也帶來了輸家。盡管從理論上說，把贏家的一部分錢轉移給輸家，大家就都能過上更好的日子，但現實中這種補償機制很難實現。你想對富人征稅嗎？他馬上就會跑路，把工廠轉移到海外。
　　
　　經濟學家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現實中卻大謬不然。按照經濟學的邏輯，所有的商品都應該是一種價格，所有的生產要素也應該是一種價格，這樣才算是市場經濟。你不可能設想在一個市場上，這家店的iPhone7賣5000元，另一家賣6000元。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從來沒有實現同工同酬。瑞典司機的工資大約是印度司機的50倍，難道這意味著瑞典司機的車技比印度司機好50倍？恰恰相反，很可能印度司機的車技比瑞典司機的要好得多。印度的司機每天要在擁擠嘈雜的馬路上鉆來鉆去，還得躲開牛群，瑞典的司機哪里見過這么復雜的路況！
　　
　　但是，為什么瑞典司機的工資反而比印度司機的高呢？很簡單，由于有移民限制，印度的司機去不了瑞典。
　　
　　所以，資本能夠周游列國，勞動者卻只能困守一隅。這樣的全球化，其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徹底的。全球化一定會帶來贏家和輸家，如果輸家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他們就會要求停車，半路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