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區一個老舊的六層民居里，這個中學語文老師的免費私塾已經開設了十多年。在許多同行忙于補課賺錢的時候，他引導著學生感受文字的魅力，感受人性的美，并鼓勵他們學會“獨立地思考與真誠地表達”。
　　
　　我希望學生們說真心話
　　
　　晚上6時剛過，學生們開始陸陸續續到達樊陽家。在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房間里，局促地擠著一張大圓桌和十幾把式樣各異的椅子。
　　
　　這個房間，是樊陽兒子的臥室，但每周末，這里都被這個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雙語學校的語文老師改造成了一個“私塾”。學生們早已習慣這個簡陋的教室，他們自覺穿上一次性鞋套；上下樓梯，都變得躡手躡腳。因為椅子不夠，幾名學生抱著膝蓋，坐在了地上。
　　
　　類似這樣的場景，已經存在了十多年。在這里，他領著學生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罪與罰》，讀過拜倫和雪萊的詩句，讀過《詩經》，也討論過作為時事熱點的“杭州飆車案”……他希望通過這些名著和時事，讓學生們在對分數的追求之外，也能“感受文字的魅力，感受人性的美”。
　　
　　在這里，學生們的發言常常吐露出超乎年齡的成熟認知。比如此刻，正在討論剛讀完的一本超過30萬字的小說——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
　　
　　“小說里面，起義軍首領對彼得很寬容。”一名高二的男生一本正經地說，“這讓我想到了一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更加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而和他擠在一張沙發上的另一名男生卻不以為然，“我覺得這部小說沒有什么特別有新意的地方。”
　　
　　“很好，你們都有自己的看法。”樊陽向他們點了點頭。
　　
　　這位有著20年教齡的語文老師，一直要求自己的學生能“獨立地思考、真誠地表達”。他還記得，自己在中學時代總是有“兩種話語體系”：明明有真實的想法，可在考試時，卻會寫下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內容。
　　
　　“我希望學生們說真心話，而不是成為木偶。”他認真地說。
　　
　　語文老師的責任感
　　
　　今年42歲的樊陽，個頭不高，身材瘦弱，講話總是眉飛色舞，并且搭配著豐富的手勢，看起來更像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
　　
　　從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后，他回到老家成了廠礦中學的一名語文老師。因為有感于教材的局限，他開始在課外開設“私塾”，講授大家感興趣的“雜學”，包括歷史、地理和文學，讓學生們接受的教育，更加符合自己“對語文教育的預期”。
　　
　　此后，他調動來到上海。因為沒有住房，他在復旦大學的一個花園里恢復了自己的“人文講堂”。每個周末，他都會在花園中的涼亭里，和十幾個學生一起朗誦詩歌。
　　
　　十幾年后的今天，樊陽已經買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庭，私塾的地址被移到了如今這座位于上海市區老舊的民居里，而內容也更加豐富。除了閱讀、討論，他還曾經領著學生游覽蘇州河、外灘，甚至200多公里外的紹興。在這些行走的過程里，樊陽總是從頭到尾滔滔不絕地解說，“就像一個最專業的導游”。
　　
　　這些知識來源于他從小閱讀的積累，年幼的時候，這個在偏遠的廠礦里長大的孩子翻遍了自己能看的書籍，甚至一度從地圖冊上背會了全國的縣市和河流。
　　
　　而現在，學生們的參考書越來越多，考試負擔越來越重，但教育的成果卻常常無法令他滿意。“現在的社會，功利意識太強，大家都好像已經迷失了。”樊陽說，“孩子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補課上，每個人都是為了分數而奔波，根本理解不了教材里講的那些神圣、美好的情感。”
　　
　　甚至，在幾個月前，他去復旦大學的圖書館查閱資料時卻發現，周圍的大學生們不是在做數學題就是在學英語，只有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地捧著本《魯迅全集》，看起來就像個異類。
　　
　　這些現象都讓他充滿了“語文老師的責任感”，“如果語文老師再不做些什么，那學生就真的沒辦法得到精神的哺育了。”
　　
　　做教育，要有理想主義
　　
　　樊陽形容自己是個理想主義的人，“有點像堂吉訶德”。高考的時候，他不愿意去學熱門的經濟，一心想學考古，后來在父親的堅持下，才“折衷”選擇了中文系。工作后，他的同學辭職、下海，他卻始終不愿改變。
　　
　　“我覺得，堅持做教育的人，總應當有些理想主義的。”這個中年男人說。
　　
　　剛到上海的時候，因為生活窘迫，他曾經做家教補貼收入，這段經歷他現在想起來還覺得“丟臉”。如今，作為知名的中學老師，他再也不愿意接下任何補課的工作，盡管它們能讓自己每個月增加三四千元的收入。
　　
　　至于自己堅持了十幾年的免費“私塾”，樊陽更是從來沒收過學費。“錢總是掙不完的，夠用就行了。”他總是這樣說。
　　
　　現在，這位理想主義者的學生們也越來越流露出像老師一樣的氣質。一名高二的女生被親戚們勸說去做律師或者從事金融業，但她心里卻暗暗“打定主意”，將來要投身自己最喜愛的文學領域。而另一名已經在交通大學讀大二的男生，不想過父母安排的功成名就的“扯淡”生活，而是希望追求一些“更加靠近生命本質的東西”。
　　
　　頗為有趣的是，這位一直在追求“理想教育”的老師教考試的東西更是有一套。在學校的語文課上，他給學生總結了“把握中心思想的六種方法”，教他們如何在考試時快速閱讀。從他的“私塾”里走出的50多名學生，全部都考上了重點大學。“我是個實干的人，但我不是茍茍且且地只看分數。有些人做老師，僅僅為了一個分數，簡直是……”他伸出右手，用力敲了敲桌子，“沒有尊嚴！”
　　
　　生活里的樊陽總顯得有些孤單。他堅持了十幾年的“私塾”，同事們愿意把小孩送過來學習，卻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里效仿。而一些學生家長對于他的工作也并不領情，反而常常擔心這樣的“私塾”會耽誤學習，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最“失敗”的一次，30多個學生，最后只剩下了5個人。
　　
　　在這樣一次次的“打擊”后，這位失落的老師只能從學生那里找到安慰。一位曾經的學生形容，這兒的生活是自己“思想成長和交流的黃金時期”，而另一位學生則說，在此之前，曾經覺得自己的想法很孤單，但在隨后閱讀的文學作品里，卻找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樣追尋內心的人。
　　
　　“這里是我的精神家園。”這位學生說。
　　
　　樊陽常常為自己的學生自豪。他相信，自己的私塾不僅在教文學，也在培養“現代公民”。“我希望他們慢慢建立起獨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講起這些，這位初中語文老師又露出了雄心勃勃的樣子，“中國需要的，不僅是精英，還有更多有獨立人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