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貴婦曾問毛姆，如何才能將自己的兒子培養成作家。毛姆開玩笑說：“每年給他150鎊，給5年，叫他見鬼去吧。”過了不久，毛姆回過味兒來，覺得這個答案極妙。有了這筆錢，年輕人不至于挨餓，但也不夠享受的資本；他可以周游世界，但必須精打細算，品嘗生活的多種滋味；他不至于陷入貧困，但為了衣食住行，需要時刻輾轉于各種工作之間。總之，一個作家就應該盡量讓自己身處合適的環境，經歷人世的榮枯變遷。不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極致，但需要什么事兒都做一點。
　　
　　在美國遇到很多交流學生，雖然并沒有多少人想成為作家，但大多有著比同齡中國學生豐富得多的游歷經歷。和他們遍布全球的足跡相比，像我這樣閱歷貧瘠的中國學生，總難免在對話中不知所措。當他們細數自己時間和坐標的變遷時，我只能在一邊默默地咬著飲料吸管，想象著他們戴著墨鏡背著背包，在三四種語言之間切換自如，縱橫往來歐亞非大陸的瀟灑模樣。和很多中國學生一樣，我常常在分享經歷的時候因囊中羞澀而苦笑，在聽他們講述冒險旅程的時候，全神貫注地想象那些妙趣橫生的場景和細節。
　　
　　菲利普是個土生土長的柏林人，高中畢業之前幾乎沒有離開過柏林，而就在考大學、選專業的時候，他決定先過個間隔年。我問他為什么不直接考大學，他說，當時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學什么專業，所以就想拖一年再說。于是18歲的他一個人去了法國，在巴黎的流浪漢收容所里做了一年的社工。工作內容包括給流浪漢派發面包和水，幫忙照顧婦女和小孩，逢年過節也和他們在一起。平時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陪他們文案話。
　　
　　做了一年社工之后，他回到柏林，大學主修社會學，輔修經濟學。其間他跟著一位心理學教授跑到烏干達，住在當地的艾滋病村一起做田野調查。由于這不屬于他的專業范疇，菲利普死皮賴臉地跟教授磨了好久才被批準加入隊伍。問他為什么想去，他說，就只是好奇而已。
　　
　　當時我很驚訝于菲利普輕描淡寫的講述，在我看來石破天驚的舉動，于他而言只是再自然不過的決定。
　　
　　如今他在德國開始念經濟學碩士，第一年就跑來美國交流，理由也不外乎——好奇嘛，而且也不知道自己選擇經濟學到底選對了沒有。
　　
　　你很難想象我眼前的這個青年，頭發卷卷，襯衫皺皺，無論說起什么都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笑容，只長我一兩歲，卻好像已經比我多活了幾世。
　　
　　之后我又認識了菲利普的朋友克里安。這個27歲的經濟學研究生常常抱怨美國的大學太“無聊”，因為每個人都“太年輕”，不像在歐洲的大學，很多人都會選擇先工作或者“GapYear”（間隔年）一年，再回到學校讀書。
　　
　　必須老老實實承認，我嫉妒他從上大學開始，在德國3年、蘇格蘭半年、中國1年半、英格蘭1年，如今又跑來美國讀博士，而且到哪里都是靠獎學金過活，幾乎沒問家里要過什么錢。
　　
　　我也問過他為什么這么喜歡四處漂泊，就不覺得累嗎。
　　
　　他說他的家鄉是個典型的歐洲小城，人少，安靜，10年都見不到一幢新造的樓。城里的人都互相認識，日復一日毫無改變，今天在路上遇見的那個提著面包和啤酒的阿姨，哪怕離開幾年再回來，還是能看見她提著面包和啤酒走在那條路上。
　　
　　但當我終于離開寧靜安逸的南加州開始長途旅行的時候，才知道那種漂泊異鄉的滋味并非一直都那么輕松美妙。兩個星期里顛沛流離地去了6個城市，不知趕了多少趟飛機火車，西岸東岸去了又回，大部分時間在狼狽地迷路和趕路，圣誕夜窩在華盛頓的賓館里抱著電腦又看了一遍《真愛至上》，第二天清早又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回洛杉磯。于是我想起有一次和克里安聊起那種精神上的無家可歸感，他承認自己每到一處都知道自己某一天會離開，每一站于他而言都是臨時停靠的站點，況且離家多年后，漸漸也就忘記了家的模樣。
　　
　　據說毛姆在中年的時候還是選擇了和他筆下的主人公們一樣，離婚、出走、周游世界。當我們在讀了《月亮與六便士》和《刀鋒》之后，也躍躍欲試著要離開自己安穩靜好的生活時，還必須準備好：自己將要踏上的是一段精神的奧德賽之旅，會有意想不到的痛苦、孤獨和難以言說的辛酸。
　　
　　但若非要追問有什么意義，毛姆所說的嘗盡人間百味，倒也不失為一個恰如其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