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兩千五百年前，雅典就取消了農業稅，他們的城市貧民也沒有稅費負擔，從國防到修路，包括戲劇節中合唱隊的費用，一切開支都是城邦里的富人買單。
　　
　　打個比方，雅典發生了一場地震，房屋大面積倒塌，人畜大規模傷亡，政府決定抗震救災，重建家園，但是錢不夠，還有三千萬的資金缺口。怎么辦呢？大伙會讓富人捐款：小明是全國首富，出兩千萬；小強是雅典城首富，出一千萬。倆首富一湊合，缺口就補上了。
　　
　　您會說，富人未必這么熱心公益，讓他們捐多少，他們就捐多少，哪有這么便宜的事？這個擔心并非多余，確實有富人不愿出錢。例如小明可能會說：“抗震救災人人有份，憑什么讓我一個人挑大梁？”對于小明的質問，我能想到的回答是：“您老哥最有錢，多捐一些是應該的，能量越大，責任越大嘛。”然后再幫他算筆賬：“您身家過億，只讓您捐兩千萬；人家小強兩千萬的資產，卻捐了一千萬。這么一比，小強的責任心比您強多啦！”我這么說，是想用道德的力量感化小明，讓他明白捐款很崇高，并為自己捐得還不夠多而慚愧。當然，我一個人去感化遠遠不夠，最好全國人民一起上，你一嘴我一句，有的捧他有的啐他，把道德的力量變成輿論的力量。
　　
　　讓我感到遺憾的是，雅典人沒有借助道德，也沒有動用輿論，更沒有依靠行政命令，他們逼迫富人捐款的武器是法律———雅典有一部《交換法》，按富人在財富榜上的名次，規定他們捐款的數額，排名越靠前的人，捐款必須越多，就像現在單位里級別越高的人捐款必須越多一樣。如果某個富人不愿捐款，那么他必須找出來一個比他更有錢但卻沒捐款的人，被找出來的那位要么承認自己確實有錢并承擔捐助，要么否認自己有錢并跟原告交換財產，然后迫使原告承擔捐助。
　　
　　雅典人用法律迫捐，跟咱們通過輿論和行政命令迫捐具有一樣的效果：被要求捐款的人很聽話地捐了款，并且捐得還不少，這對災區人民來說絕對是好事兒。當然也有弊端：不管用哪種形式迫捐，都威脅到了捐助者的自由———自愿捐款和不受干涉的自由。
　　
　　可是再設想一下，如果雅典沒有迫捐的法律，如果我們沒有迫捐的輿論，如果政府在募捐的時候，所有人的自由都不受侵犯，還能在同樣短的時間內籌到同樣多的錢嗎？如果不能，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在災后丟失生命。跟受捐者的生命一比，捐助者的自由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起來。
　　
　　理想的狀態是，大伙都不小氣，都有同情心，我們憑借自愿和自律就能更加有效地抗震救災，從此謝絕一切惡毒的善意、瘋狂的情緒、煽情的鏡頭，以及任何人對捐款數額的任何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