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早期，我曾在摩根斯坦利中國區擔任負責人，后來被高盛挖去做董事總經理、集團合伙人，直到2005年，我從高盛退休，辦了所學校，創建CXC創投。
　　
　　在外企，我發現一個問題，從美國招來的中國孩子越來越優秀，卻越來越沒用，他們都是西方頂尖學校中3%的優秀學生。很多孩子在語言上是中國人，但在社交上、文化上都是西方人。當他們從國外名校回到中國工作時，常常會無所適從，自信心缺失。后來，我在招聘時定了一個規則，凡是沒有在中國念完中學的海歸畢業生，我們一概不考慮。在我看來，這些孩子離開太早，很難和中國接地氣。
　　
　　1998年我倡導高盛直接從中國招聘，之前沒有國際金融機構起用中國內地畢業的大學生。那年，高盛開始在國內四所大學試點招聘，分別是北大、清華、復旦、交大。
　　
　　我們只在這4所大學只招三四個人，來應聘的學生多達1000人。可想而知，我招進來的幾個孩子都非常優秀。當年9月份，他們到紐約培訓。走之前我叮嚀他們：“你們以前在國內讀書都講競爭，論排名，現在是工作，要轉型，一定要互相幫助。”一個月培訓下來，這三個孩子全是滿分，這樣的成績在當年新進員工比例只占15%。年底工作評定，我們的三個孩子業績考核卻都在底部。我當時就在反思，這是不是反映了中國教育的某些缺失。
　　
　　第一，國內的孩子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中國的學生，常在老師的指令下工作。學生很少自己獨立做項目、做論文。我們的考試也是這樣，老師永遠讓孩子用最快的時間找到唯一正確的答案，但是現實生活中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當一個不確定、需要研發的工作交給孩子，他們會無所適從；第二，缺乏團隊合作能力。在國內，學生以前是個體競爭、個體戶，只要班級排名靠前就成。到了國外工作需要大家配合工作，就需要語言溝通能力和文字溝通能力。在跨國公司激烈的競爭中，由于教育的缺失，好多學生被壓制了。1998年，我招聘的內地學生有3/4被淘汰了。
　　
　　這些工作經歷，讓我對教育產生了極大興趣。2005年，我從高盛退休。后來，在上海和朋友林敏一起創辦了上海外國語大學西外外國語學校。我們想辦的學校是中西融會，培養國際公民，讓內地的孩子在上海、倫敦、香港工作同樣能如魚得水。這是個很理想的理念，但實踐起來很難。
　　
　　我的這些經歷、際遇同時影響了對自己兒女的培養。我需要從父親的角度考慮，到底讓自己的孩子變成小外國人，還是變成一個有根的國際公民，中國扎實基礎教育的受益者？我需做出一個選擇。在這種矛盾中，自己辦一所學校，希望能夠讓以后的孩子受益。
　　
　　在我看來，十四五歲的孩子出國念書，首先是要選一所他自己也愿意去的好學校，其次是學校人群的氛圍，有沒有孩子喜歡的伙伴。人還是最主要的，群體圈子、交朋友對這個階段的孩子是最重要的。找到好的學校環境，和孩子的氣場、波段相符才是擇校最重要的方面。我建議中國家長千萬不要只看國外學校的排名，其實只要是排名前二三十的學校都是好學校。最關鍵的是，你孩子的高中四年會幸福嗎？精神狀態好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學校再偉大，如果孩子覺得不幸福，學生群體和自己氣質不符，也是非常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