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七，就讀臺北縣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級，同學們都在準備大專聯考。臺灣就那幾所大學，人人都想擠進大學之門，功課不理想的我，常感焦慮和迷惘，不知何去何從。
　　
　　高中快畢業那年，我和李文韻、袁海倫兩位同學走在當時最熱鬧的西門町街頭，聽見后面兩位中年男子正在談論拍戲的事，我不經意地回頭看了一眼，結果那兩位男士就跟著我們，嚇得我們飛快地跑上天橋。一位男子抓著跑得較慢的李文韻，說他沒有惡意，只是想找我拍戲。問我們要電話，我們也不答應，直說：“我們怎么知道你們是不是壞人？”他沒轍，只好留下名片，請我們打電話給他，名片上寫著楊烈。因為還在上學，回家后當然沒有回電話。
　　
　　高中畢業之后我沒考上大學，白天沒事做，晚上就到臺北車站對面的補習班上課。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學張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裝店，拿訂做好的藍白花紋喇叭褲。走到街角轉彎處，有位矮胖、大肚子、凸眼睛的男人，撞了張俐仁一下，問她要不要拍電影，回頭又看了我一眼，說我也可以。因為有了上次的經驗，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這個人叫楊琦。
　　
　　有一天，張俐仁到我家，兩個人無聊，偷偷跑到附近的雜貨店門口打公共電話給楊琦。互相推托了一陣，最后決定由我來打，我戰戰兢兢的。
　　
　　找到楊先生，他說：“你再找四個同學，你們六個人，有一場戲是你們六個美女穿著功夫裝，在游泳池邊練功夫，大家打打鬧鬧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們爬上來，于是若隱若現地看到你們的身材。”我準備馬上掛電話，連說：“不演！不演！”他說：“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說：“我們剛高中畢業只能演學生。”他說：“有一部學生電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電話號碼，等他有消息再打給我們。過一陣子接到他的電話，約我和張俐仁到咖啡館，他幫我們填了履歷表，帶我們到“八十年代”電影公司。辦公室里有導演宋存壽、郁正春，還有一位謝重謀副導演，他們要我們脫了鞋站起來比高矮。臨走與我們約了個試鏡的日期。
　　
　　我們家是傳統的山東人家庭，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圈。爸爸、媽媽、哥哥都反對，只有妹妹支持我。母親為此臥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張俐仁試鏡那天，要我陪她去。植物園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試，導演要求我也順便試一下。過沒多久楊琦到家里來，說是導演選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驚訝地說：“怎么可能讓我做女主角！我以為只是演個有對白的女學生。”父母為了保護我，堅決不讓我走入復雜的電影圈。我對拍電影充滿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棄。母親苦口婆心地勸我，甚至拿當年最紅的女星林黛和樂蒂做例子，她說：“最紅的明星到頭來也是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你又何苦……”電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來都被趕走，最后來了位山東的“國大代表”。見了老鄉三分親，加上我再三保證，進了娛樂圈一定潔身自愛，母親才勉強答應陪我到電影公司見導演。記得那天，母親拿著劇本把所有接吻戲都打了叉，導演連哄帶騙地說：“可以借位。”母親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錢璐家的地址，出了電影公司的門就直奔他們家按門鈴。因為他們不認識我們，傭人說他們不在家。我和母親在門口等了很久很久，由下午等到黃昏，他們夫婦倆被我們的誠意所打動而開了門。母親經他們再三保證宋存壽導演是電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這才放心帶我回家。
　　
　　因為還未成年，母親代我簽了生命中第一張合約，片酬新臺幣一萬元，分四次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