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暗語，我想大部分人都會立馬聯想起一個人，那就是楊子榮。“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

楊子榮為了能夠假裝胡彪，打入虎穴，曾經“學習”過土匪的黑話。他一聽，便明白這句黑話的意思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嘿!想啥來啥，想吃奶，就來了媽媽，想娘家的人，小孩他舅舅就來啦!”楊子榮很流利地用了黑話答復道。這黑話的意思就是：“找同行。”

接著，楊子榮向土匪施禮說：“緊三天，慢三天，怎么看不見天王山?”

意思說：“我走了九天，也沒有找到哇？”

土匪答道：“野雞悶頭鉆，哪能上天王山。”

意思說：“因為你不是正牌的。”

一路上，楊子榮用黑話跟土匪一問一答，滴水不漏。土匪見此狀，以為是同伙，帶他上山，引見座山雕。

一見座山雕。劈頭便是一句黑話：“天王蓋地虎。”意思說：“你好大的膽!敢來氣你祖宗。”

楊子榮立即答道：“寶塔填河妖。”意即：“要是那樣，叫我從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

結局我們都知道了，那就是楊子榮成功打入虎穴，土匪窩被端掉。

可以說密碼和暗語和使用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是由來已久的。我們把眼光轉向國外。

1941年12月，日軍突襲珍珠港前夕，電臺播出了這樣一段天氣預報：“”東風，有雨；北風，有云；西風，晴朗。”其實不說大家也都知道，這是一種暗語。這是暗地里告訴世界各地的日本外交人員，戰爭快要爆發了。這就是一種簡單的密碼，隱含某種約定的信息，只有收發雙方才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軍曾在英國廣播電視臺對法國的抗戰組織發出類似信息。一句普通的話如，“本奈迪丹是一種甜酒“，可能就是某種暗語，傳遞空投補給品或特工的資料。有的暗語還非常浪漫，例如二戰期間，盟軍還用上了法國詩人魏倫一首詩的第一行：”秋天像小提琴拉出幽怨的低泣”，暗示即將發動大規模反攻。

比較復雜的密碼，是用其他詞語代替原來的詞語，或把一連串毫不相干的字母湊在一起，代表某個意思。舉例來說，“提供支援炮火”可以用字母CYPHC這組字母來代表。軍隊可利用由五個字母的不同組合傳送詳盡的軍事報告，對方一定要對照專用的密碼本才以明白內容。

密碼本落入敵方手里，重要情報就會泄露，而發出密碼的人，可能懵然不知。這些場面我們在影視局中經常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海軍的密碼本，被盟軍從德軍輕巡洋艦“馬格德堡”號的殘骸中尋獲。結果可想而知，德國海軍的機密命令大都被盟軍所知。后來德國海軍總部終于知道，自己的密碼本已經落入盟軍手里，這才想起來要重新編制一套密碼。但是密碼的編制是要消耗時間和精力的，導致德軍花了好幾個星期才編成新的密碼本。

第一代無線電發報機

傳遞機密情報的另一個方法是利用代碼，即用字母、數字或符號代替原來的字母。

不知大家都聽說過沒有摩爾斯電碼。這實際上就是一種代碼，利用長短信號傳送字母信號借助無線電，電報或燈塔發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發明了一臺叫“啞迷的”的代碼機，這臺機器不會重復同一個代碼來代表1個字母；德國官員每天都訂一套新的代碼表，詳情只有德軍知道。

英國一群數學家和語言學家終于在1940年解開了"啞迷"機的代碼，盟軍最后得到勝利，他們功居功不少，因為譯解代碼之后，盟軍獲得了不少戰場上的絕密情報。

自從有了電腦，密碼越來越復雜難解，精密的程序包含數以千計的算式，如果不知道密碼的電腦指令，要譯解密碼，可能要需花上數千年時間，只用一次的密碼，這種小型密碼本專門給特務使用，里面的數字以五個為一組。對方用無線電發出的密碼，跟某一頁的數字對照，即可譯出。譯出密碼后，雙方同時撕掉用過的一頁。

我們的購房信息是如何被泄露的

要想準確的知道，必須得由公安局列入刑事偵察。

如何看待信息泄露這件事

看到很多都在說信息泄露是因為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信息化的高速發展導致的。

其實信息的泄露大部分是來自紙質的資料，要說互聯網上的注冊信息泄露個人資料，那一般是平臺方打給你的，不對外泄露。紙質資料才是泄露個人信息最全面的，工作上的個人簡歷，公司會把你的信息進行全面登記，包括身份證復印件；買房的時候更不用說了，全套個人資料，還沒收房就有各種裝修、建材公司打你電話了，出售購房者的資料好像已經成為了一個慣例。

現在注冊公司的法人信息也很容易泄露，剛注冊的新公司，會有很多做財務外包、網站建設的公司打電話推銷。

大家在網頁上不要隨便填自己的個人信息，很容易泄露，app相對來說比網頁安全，因為上線是經過審核的，沒有網站那么亂。最好還是準備一個號碼專門用來對外注冊信息，聯系客戶什么的。

Facebook用戶信息是怎么泄露的

尼克斯：“我們建立了一個模型，可預測美國每個成年人的性格。”將原先的數字足跡，一下子變成了具體的個人，他們有擔憂、有需求、有興趣，還附帶住址。

你也許不關心特朗普當上了美國總統，但必須知道他是如何當上美國總統。因為他用的那一套工具，今后將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哪怕是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

去年11月9日早上八點半，米哈爾·科辛斯基在蘇黎世桑內霍斯酒店醒來。這位34歲的研究員要在蘇黎士聯邦理工學院做講座，話題是大數據和數據革命的危險性。科辛斯基經常在世界各地舉行此類講座。他是心理測定學領域的頂尖專家——這是一個由數據驅動的心理學分支。那天早上，他打開電視，看到震驚世界的消息：跟所有主流數據機構的預測相反，唐納德·J.特朗普當選了美國總統。

科辛斯基久久凝視著電視里的慶祝活動，以及各州陸續揭曉的選舉結果。他有一種預感：大選結果可能和他的研究有關。最后，他深吸一口氣，關掉了電視機。

同一天，之前還默默無聞的一家倫敦公司發布新聞稿稱：“特朗普大獲全勝，我們革命性的數據驅動型傳播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們為此激動萬分。”這家公司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其CEO是41歲的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James Ashburner Nix）說，此人向來以穿著一絲不茍而著稱。另一個鮮為人知的事情是，除了特朗普的線上競選活動，該公司在英國脫歐運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沉思的科辛斯基，衣冠楚楚的尼克斯，還有一臉壞笑著的特朗普——這三人一個是電子革命的推動者，一個是執行者，剩下那個是受益者。

大數據有多危險？

這五年來，只要你生活在地球上，就一定聽說過大數據這個詞。大數據就是說，我們所做的一切事，不論在線上還是線下，都會留下數字腳印。每一次刷卡購物，每一次網絡搜索，手機上的每一次點擊，乃至社交網絡上的每一個點贊，都會被記錄下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太清楚這些數據的用途——只是有時，在搜過“高血壓”一詞后，降壓藥廣告就會緊緊跟隨在你瀏覽的網頁上，但僅此而已。

11月9號那天，大數據所帶來的巨大效益開始浮出水面。特朗普在線競選活動的背后，就有這家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的大數據公司。在英國脫歐運動的早期，它就曾服務于Leave.EU組織。

要理解美國大選的結果，以及政治傳播的未來，我們還得從2024年的劍橋大學說起。事情發生在科辛斯基的心理測定學中心。

心理測定學有時又稱心理風貌學，專注于心理特質的測量，比如性格。上世紀80年代，有兩組心理學家開發了一種模型，名為“五大性格特質”。它們是：開放性（你對新的經驗有多開放？），盡責性（你有多完美主義），外向性（你有多合群？），親和性（你有多體貼、多愿意配合？），神經過敏性（你有多容易不開心？），統稱“OCEAN”。基于這些維度，我們可以對每個人作出相對準確的評估。這包括他們的需求、恐懼和行為方式。五大性格特質已成為心理測定的標準手段。但長久以來，這種辦法都有一個問題，即數據收集的難度——需要讓被調查者填寫一份涉及隱私的復雜問卷。之后，互聯網誕生，繼而是Facebook，再接著，科辛斯基這樣的學者出現了。

2008年，還在華沙念書時，米哈爾·科辛斯基迎來一個轉機。他被劍橋大學心理測定學中心錄取，它是全球同類機構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家。最開始，是他的同學大衛·史迪威（David Stillwell，現在是劍橋大學商學院的講師）發布了一個小小的Facebook應用，那時候的Facebook還沒有成長為如今這頭巨獸。發布一年后，科辛斯基加入其中。這個應用名為MyPersonality（我的性格），用戶可用其填寫心理測定問卷，其中有五個問題就來自五大性格特質問卷（“我很容易慌張”，“我愛跟別人唱反調”等）。根據這些評估，用戶們可以得到自己的“性格風貌”，五大性格特質分列其上。用戶還能選擇是否將Facebook個人主頁的數據分享給研究人員。

科辛斯基原以為，能從同學那兒回收幾十份問卷就已經很好了，但沒過多久，成百上千、乃至數百萬人都對該應用敞開了心扉。突然之間，這兩位博士生就擁有了結合Facebook個人主頁數據和心理測定學分數的最大數據集。

后來幾年，科辛斯基和同事們又開發了一種手段，說來十分簡單。首先，他們以網絡調查的形式，向十名被試提供問卷。通過他們的回饋，這些心理學家們計算出五大性格特質的分值，然后將結果與被試的各類網絡數據加以對照：他們在Facebook上“贊”過、分享過或發布過什么，或他們列明的性別、年齡、住址等。這樣一來，研究人員就可以對號入座、描繪出一個人的性格風貌了。

根據人們在網上的舉動中，這套分析法能作出準確的推斷。舉個例子，“贊”過化妝品牌MAC的男子相對更有可能是同性戀；最準的同性戀預測指標之一，是喜歡“武當幫”這個嘻哈樂隊。Lady Gaga的歌迷最有可能是外向者，給哲學點過“贊”的往往是內向者。單獨起來，這些信息都不足以提供可靠的預測，但一旦將成百上千的個人數據點整合起來，預測結果就可以十分準確。

科辛斯基和團隊孜孜不倦地完善著他們的模型。2024年，科辛斯基證明，基于一名Facebook用戶的68個“贊”，該模型可以預測出用戶的膚色（準確率95%）、性取向（準確率88%），以及該用戶是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準確率85%）。但模型的能耐并不止步于此。用戶的智力、宗教信仰，以及煙酒、毒品的使用情況，這些都可以被預測出來。通過這些數據，它甚至能推斷用戶的父母是否離異。

從這些預測中，我們就能看出這個模型的厲害。科辛斯基沒有停止過改進的腳步：沒過多久，他就能憑借Facebook上的十個“贊”，賽過某個人身邊同事對此人的了解；70個“贊”就足以賽過好友；150個贊賽過父母；300贊賽過另一半。再多一點的話，甚至可以賽過一個人對自己的了解。這些結果發布的那一天，科辛斯基接到兩通電話。一通威脅要起訴他，另一通則是工作邀約。滑稽的是，兩個電話都來自Facebook。

米哈爾·科辛斯基

沒過幾周，用戶在Facebook上“贊”過的內容就變成了默認不可見。在此之前，你“贊”過哪些內容是默認全網公開的。但這可難不倒數據收集者們：科辛斯基始終都會事先征求Facebook用戶的同意，但如今很多應用和網絡調查都要求訪問私密數據，以此作為提供性格測試的條件。（如果你想分析一下自己 “贊”過的內容，可以上科辛斯基的網站，然后將結果與經典OCEAN問卷相對照，比如劍橋心理測定學中心的問卷）。

但他們研究的不光是點贊記錄，也不僅限于Facebook：如今，科辛斯基和團隊可以僅看一個人在Facebook上發布的照片數（一個很好的外向性指標），就評估出他們的五大性格特質。但即便不在上網，我們其實也在透露各種信息。舉個例子，手機上的運動傳感器能暴露出我們的移動速度和位移（與情緒穩定性相關）。科辛斯基說，我們的智能手機本身就是一份龐大的心理問卷，我們在有意無意之間，一直在填寫著這份問卷。

更重要的是，反過來也行得通，而且這才是關鍵：我們既可以從數據中得出一個人的心理風貌，也可以反過來，用這些數據搜尋特定心理風貌的人群：比如所有坐立不安的父親，所有憤怒的內向者，乃至于所有搖擺不定的政黨支持者。說白了，科辛斯基發明了一種“人肉搜索引擎”。他開始看到這項工作的潛力，但也逐漸意識到它固有的危險性。

對他來說，互聯網一直都是上天的恩賜。他真正想做的是回饋和分享。既然數據可以復制，何不讓所有人都從中受益？這是振奮一整代人的想法，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它超越了物理世界的限制。但科辛斯基不禁疑惑：若有人濫用他的搜人引擎，用它擺布他人，結果又會怎樣？他開始在大部分研究中加入警示語。他警告稱：這種方法“可能會對個人福祉、自由乃至生命構成威脅”。但似乎沒人理解他的語重心長。

那一陣子，也就是2024年初，心理學系有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名為亞歷山大·高根（Aleksandr Kogan）。他找到科辛斯基，說有一家公司對科辛斯基的分析方法感興趣，并想訪問MyPersonality的數據庫，讓他代為詢問。但受到保密協議的約束，高根不能透露這些數據的用途。

起初，科辛斯基和團隊考慮接受邀約，因為這樣一來，中心就能獲得一大筆錢，但隨后，他猶豫了。最后，科辛斯基回憶說，高根披露了這家公司的名字：SCL，全程戰略傳播實驗室。該公司的網站上寫著：“我們是首屈一指的競選管理機構”。SCL基于心理學建模，提供市場營銷服務，核心焦點之一：影響大選。影響大選？科辛斯基惴惴不安起來，他繼續翻看網頁——這究竟是家什么機構？這些人都在謀劃些什么？

當時的科辛斯基并不知道，SCL是一群公司的母公司。至于SCL和旗下眾多分支的老板是誰，人們并不清楚，因為企業結構錯綜復雜，跟英國公司注冊局、巴拿馬文件和在特拉華州注冊的公司名冊類似。SCL的一些子公司曾涉足烏克蘭和尼日利亞等國的大選，幫助尼泊爾君主打擊反政府組織，有的則幫北約影響過東歐和阿富汗居民。2024年，SCL分拆出一家新公司，涉足美國大選，這家公司就是Cambridge Analytica。

科辛斯基那時候對此一無所知，但他有一種不好的預感。“事情開始讓人反感。”他回憶說。經過進一步的調查，他發現，亞歷山大·高根秘密注冊了一家公司，與SCL做生意。有賴于2024年12月英國《衛報》的一篇報道，以及《雜志》期刊拿到的公司內部文件，事情才漸漸浮出水面：SCL從高根那里了解到了科辛斯基的研究方法。

科辛斯基開始懷疑，高根的公司可能抄襲了他基于Facebook點贊記錄的五大性格特質測量工具，并將其賣給了這家影響大選的公司。科辛斯基立刻與高根斷絕聯系，并向中心主任匯報情況。這在大學內部激起了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最后，亞歷山大·高根后遷居新加坡，在那里成家，并改姓斯派克特（Dr. Spectre，直譯為“幽靈博士”）。米哈爾·科辛斯基則讀完博士，接受了斯坦福大學的工作邀約，移居美國。

“脫歐先生”

過了一年風平浪靜的時光。到2024年11月，兩個脫歐組織中相對激進的一個，即奈吉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支持的“Leave.EU”，宣布將網絡宣傳委托給了一家大數據公司，這家公司正是Cambrige Analytica。其標榜的核心實力叫做“創新型的政治營銷”。它基于OCEAN模型，通過數字腳印測量人們的性格，從而實現“微定向”傳播。

從那以后，科辛斯基常接到電子郵件，質問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提到劍橋、性格和分析這些關鍵字，很多人立馬就想到了科辛斯基。他說，他也是第一次聽說有這家公司。惶恐之余，他查看了這家公司的網站，心里疑惑：他的分析方法是否被大規模運用，并服務于政治目的？

在脫歐結果出爐后，親朋好友紛紛寫信給科辛斯基：瞧瞧你干的好事！不論去哪兒，科辛斯基都得解釋一遍，他跟這家公司沒有半毛錢關系。（至于Cambridge Analytica在英國脫歐運動中涉足多深，我們不得而知。）

事情平息了幾個月。2024年9月19日，也就是美國大選日前一個月，在紐約君悅酒店的深藍色大廳，康科迪亞峰會（Concordia Summit）正在這里舉行。它就好比微縮版的世界經濟論壇，世界各地的決策者受邀而來，其中就有瑞士總統約翰·施奈德·阿曼。“讓我們歡迎Cambridge Analytica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尼克斯上臺”。一個清亮的女聲引薦說。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苗條男士走上講臺。觀眾席安靜了下來。與會者中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特朗普新雇用的數字戰略主管。

在那幾周前，特朗普曾經在Twitter上神秘兮兮地說：“很快，你們就會叫我脫歐先生。”政治觀察者們也確實對照過特朗普和英國的脫歐運動，看到了兩者議程的驚人相似。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與Cambridge Analytica有關。

亞歷山大·尼克斯

在Cambridge Analytica參與進來之前，特朗普的數字競選活動基本就靠一個人：布拉德·帕斯凱樂（Brad Parscale），一名市場營銷創業者，創辦過一家企業，但以失敗告終，他收1500美元，給特朗普建了個最最基本的網站。70歲的特朗普對網絡、數據這些玩意基本是一竅不通，辦公桌上連個電腦都沒有。據他的個人助理透露，他都不會用電子郵件，就連智能手機，也是在助理的勸說下才學會的，他在網絡上發的推文都是用手機寫的。

另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頓反而是對奧巴馬在社交媒體上最拿手的那一套活學活用。她掌握民主黨的地址簿，與BlueLabs最前沿的大數據分析師合作，并得到谷歌和DreamWorks公司的協助。2024年6月，特朗普雇用Cambridge Analytica的消息公布后，華盛頓的老油條們嗤之以鼻——一個老外能讀懂美國和美國人民？開玩笑！

回到前面說的康科迪亞峰會。亞歷山大·尼克斯發言時說道：“今天很榮幸來到這里，和大家談談大數據和心理風貌在選舉中所能發揮的力量。”在他身后則是Cambrige Analytica的徽標——一個由網絡節點構成的大腦，仿佛一幅地圖。“18個月前，美國參議員克魯茲還算是人氣較低的一位候選人，聽說過他的人還不足40%，”這個金發男人解釋說，“看看他后來的人氣，他怎么辦到的？”

尼克斯解釋說，到目前為止，競選活動的組織架構依照的是人口統計學概念。“這個想法很荒唐：所有女性收到的消息都一樣，或者所有黑人收到的消息都一樣。”尼克斯的意思是，雖然到目前為止，其他競選陣營都仰賴人口統計學特征，Cambridge Analytica卻獨辟蹊徑地使用了心理學指標。

尼克斯切換到下一張幻燈片：五張不同的臉，每張對應一種性格風貌。這就是五大性格特質，或稱OCEAN模型。“在Cambridge，”他說，“我們建立了一個模型，可預測美國每個成年人的性格。”

按照他的介紹，Cambridge Analytica 的核心優勢就在于它結合了三大行為科學：OCEAN模型、大數據分析、定向廣告。首先，Cambridge Analytica從各類不同來源處購買個人數據，比如土地登記信息、汽車數據、購物數據、優惠券、俱樂部會員，你讀什么雜志、上哪個教堂等。

幻燈片上展示了各數據經紀商的徽標，它們都活躍在全球范圍內，如Acxiom和Experian——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個人數據都可供買賣。舉個例子，如果你想知道猶太裔女性都住在哪些地方，你就能買到相關信息，其中包含電話號碼。而Cambridge Analytica將這些數據與共和黨的選民名冊以及網絡數據相聚合，計算出五大性格特質構成的性格風貌。原先的數字足跡，一下子變成了具體的個人，他們有擔憂、有需求、有興趣，還附帶住址。

這個方法和米哈爾·科辛斯基當初開發的方法十分類似。尼克斯告訴我們，Cambridge Analytica還使用“社交媒體調查”和Facebook數據。就連科辛斯基警告的事，他們都做了。“美國【第2句】：2億成年人，每個人的性格風貌都被我們勾勒了出來。”尼克斯驕傲地宣稱。

他打開截屏。“這是我們為克魯茲競選活動準備的數據操作面板。”屏幕上出現一個數據控制中心。左邊是圖表；右邊是愛荷華州的地圖（在該州的初選中，克魯茲意外獲得大面積的勝利）。地圖上有無數個紅色和藍色的小點。尼克斯一步步縮小范圍：先是去掉紅色表示的民主黨支持者，剩下“共和黨支持者”，繼而鎖定“未決選民”，又消失了一批點；再鎖定這些人中的“男性”……最后，地圖上只剩下一個名字，年齡、住址、興趣愛好、性格特質和政治傾向一應俱全。到了這一步，Cambridge Analytica又該如何用恰到好處的政治宣傳，有針對性地拉票呢？

亞歷山大·尼克斯在2024年的康科迪亞峰會上

尼克斯以槍支擁有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為例，展示了按心理風貌分類的選民該如何區別對待：“對一群情緒極不穩定的受眾，你就抓住入室搶劫威脅和槍支帶來的安全感這兩點做文章。”左邊是一張圖：夕陽下的田野中站著父子兩人，各自端著槍，似乎是在打野鴨。“相反地，如果是（對新經驗）較為封閉，親和性又高的受眾，他們看重的則是傳統、習慣和家庭。”

如何阻止希拉里支持者去投票

特朗普明顯的前后不一致、備受批評的反復無常，以及由此導致的種種矛盾論調，突然成了他最寶貴的資產：對每一個選民，他的宣傳方式都不盡相同。2024年8月，數學家凱西·奧尼爾（Cathy O’Neil）就觀察說：特朗普的舉動就像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算法，其計算結果隨著受眾的反應而變動。

“特朗普傳達出的每一條訊息都是由數據驅動的。”亞歷山大·尼克斯說。在特朗普和希拉里展開第三場總統辯論時，其競選團隊就拿他的基本立場，在Facebook上測試了【第17句】：5萬個不同的廣告版本，以找到最合適的版本。不同版本的差別大多都只是細節，如標題、顏色等，或加照片，或附視頻，但這樣可以有針對性地，將心理影響的效果最大化。這樣的微調一直精確到最小的群體，尼克斯在一次采訪中透露：“我們可以對一個村莊或小區，乃至一個個人，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

比如在邁阿密的小海地，特朗普競選團隊就向當地居民宣傳：海地地震之后，克林頓基金會是如何行動不力。這樣就斷了他們給希拉里投票的念想。這就是他們的目標之一：讓潛在的希拉里支持者（包括搖擺不定的左翼人士、黑人，以及年輕女性）放棄投票。大選前一周，一位高級競選官員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稱此舉為“抑制”戰術。

這些Facebook廣告帖又稱“暗帖”（dark posts），只有符合具體特征的用戶才會看到。比如，黑人用戶就會看到這樣的一些視頻：在視頻中，希拉里稱黑人男性為“掠奪者”。

在康科迪亞峰會上，尼克斯宣在演講最后放話說，傳統的地毯式廣告已壽終正寢。他說道：“等到我們的孩子輩長大時，他們肯定是無法理解現在這種漫灌式的宣傳模式。”

在當時，特朗普的數字軍團的定向宣傳到底將分析精細到了何種程度，我們無從得知。因為這些競選宣傳，多數是投放在社交媒體或數字電視上，以有針對性的方式加以傳播，很少展示在主流電視上。結果是，希拉里團隊基于人口統計學對宣傳效果進行預估，誤以為自己占了上風。

特朗普競選和英國脫歐運動都用到了一個應用：Groundgame。這是一款選舉拉票應用，結合了選民數據和“地理空間可視化技術”。

另一方，特朗普團隊的線下宣傳也是高度以數據分析為導向：2024年7月，特朗普的拉票隊配備了一款應用，可以鑒定某戶居民的政治觀點和性格類型。當初，脫歐運動的宣傳員用的也是這個。針對每戶人家對特朗普宣傳的接受程度，應用都有一個評定，只有對那些會接受特朗普訊息的人家，拉票員才會去敲門。拉票員們配有對話指南，按照居民的性格類型，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再將反響回饋給應用，這些新數據則回到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操作界面上。

雖然民主黨也采取了類似的舉措，但是卻沒有心理測定學分析這件殺手锏。Cambrige Analytica將美國人口劃分為32種性格特質，并只將17個州作為重點。科辛斯基曾發現，喜歡MAC化妝品牌的男性相對更有可能是同性戀，同樣的道理，Cambrige Analytica則發現，傾向于購買美國本土汽車的人更有可能投票給特朗普。綜合起來，這些發現告訴特朗普，哪些宣傳信息在哪些地方最為管用。大選進入最后幾周時，特朗普團隊轉戰密歇根和威斯康辛，這正是基于數據分析而做出的決定。

接下去，等待我們的將是什么？

心理測定學方法對美國大選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影響？對于這個問題，Cambridge Analytica不愿提供任何證據，以證明其競選活動的效用。而且，很有可能的情況是，這個問題根本無解。

Cambridge Analytica的客戶中就有一個是美國國務院，據報道，該公司還與英國首相特麗莎·梅（Theresa May）頻頻溝通。

不少人宣稱，統計學家們輸了大選，因為他們的預測大錯特錯。但說不定統計學家也促成了特朗普的勝利呢？只不過特朗普的那一撥人采用了新的方法。對科學一竅不通甚至敵視科學的特朗普，卻在競選中仰仗尖端科學方法取勝，真可謂歷史的諷刺。

另一個大贏家是Cambridge Analytica。其董事會成員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已被特朗普任命為高級顧問兼首席戰略師。據報道，Cambridge Analytica還與英國首相特麗莎·梅頻頻溝通。該公司不愿就此發表評論，但尼克斯稱，他正在全球各地培養客戶群，收到過來自瑞士、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地的咨詢。目前，他的公司正在歐洲巡回參會，展示他們在美國取得的成果。歐盟的三個核心國家——法國、荷蘭和德國——都將在今年迎來大選，而且這三國的民粹主義政黨勢力都在重新抬頭。在選舉領域取得的成功來得也正是時候——該公司正在籌備挺進商業廣告領域。

科辛斯基坐在斯坦福的辦公室中，觀察著這些進展。美國大選過后，斯坦福大學一片嘩然。面對這些新進展，科辛斯基和同事桑德拉·馬茨（Sandra Matz）一道，展開了一系列測試，很快就會發表。初步結果十分駭人：研究證明，若將產品和營銷信息跟消費者的性格特質相匹配，營銷者最多可增加63%的點擊量和1400多條對話。性格定向的威力從中可見一斑。研究還進一步證明了性格定向的可擴展性：他們發現，大多數推廣產品和品牌的Facebook頁面都都受性格定向的影響，基于一個Facebook頁面，我們就能準確定向大量消費者。

世界被翻了一個個兒。英國要離開歐盟了，特朗普當上了美國總統。而在斯坦福，早早就擔心政治活動濫用心理定向，并為此大聲疾呼的科辛斯基，又一次開始收到譴責他的電子郵件。“不，”科辛斯基搖搖頭，輕聲說，“這不是我的錯。這個炸彈不是我造的。我只是提醒了大家它的存在。”

翻譯：雁行

來源：Motherboard

造就：劇院式的線下演講平臺，發現最有創造力的思想

醫院有沒有可能泄露病人信息

會的！絕對會的！你別去醫院！別去給醫師添麻煩！中國人均醫師數量太少，就讓醫師更多精力為那些信任醫師的人提供更多健康指導和疾病治療！

如何才能避免信息泄露被騙

就一句話，請不要相信天上會掉餡餅

身份證信息泄露了怎么辦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和家人的身份證信息及戶口信息都被冒用，五年來我寫了不知多少封舉報信，打了多少次舉報電話，媒體也報道過多次，有關部門依然不能向社會公開通報查處結果！依然不能還我清白！還我公道！身份證現在已經成為我的噩夢！請看……男子身份證被冒用 涉32宗訴訟案"負債"7900萬元

2024-09-26 06:24 南方都市報

劉漢廷展示其身份證、惠來警方的證明文件及催收通知函。

近日，在深圳生活近20年的劉漢廷向南都記者反映，自2024年以來，其身份證信息一直被人冒用，并被充當深圳幾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四處舉債，四年下來至今，涉32宗訴訟案，已“負債”超過7900萬元。

全家人一直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讓劉漢廷無法理解的是，經過自己多方努力自證清白后，法院還是在多達32宗訴訟案件中將自己列為被告人，并將自己列入失信執行名單中。

意外

民生銀行打來的“37萬催債電話”

劉漢廷是廣東惠來縣人，20多年前到深圳打工。一家人原本平靜的生活卻在2011年突然起了波瀾。

據劉漢廷介紹，2011年一次身份證例行檢查中，他被查到其身份證和聯網系統里的照片不符，出現的頭像是另一名陌生男子，隨后被帶到派出所接受檢查。“當時深圳民警查我的身份證，就懷疑我的身份是假冒的。我還以為是個簡單的錯誤。”

當年，劉漢廷回到老家廣東惠來縣靖海邊防派出所更換了一張新的身份證，本以為這個事情會告一段落，沒想到一年后催債電話又打上門來。

2024年12月8日，他突然接到深圳一家民生銀行打來的電話催款，說他欠款37萬。“電話那頭說，我有信用卡透支，透支金額為37萬元，我當時一下愣住了，感到莫名其妙，因為我根本沒有到銀行辦理過這些業務。”

劉漢廷對記者表示，當時他在電話中回應說自己根本沒在民生銀行辦過信用卡業務，并向銀行索要相關開通業務的證據。“結果民生銀行那邊能說出我的身份證號、名字和地址，之后我去了銀行，業務員一看我就說不是這個人，相片不相符。”

隨后兩天，劉漢廷去到民生銀行核對資料，發現在銀行登記的是一張相片與他本人完全不同，但身份證號碼及地址卻與他本人一模一樣的身份證復印件。對此，截至發稿時記者未能聯系上民生銀行相關人士予以置評。

離奇

牽涉案子涉多家銀行和借貸公司

劉漢廷這才發現，他2011年新辦理的身份證并沒有將他的聯網信息改回來，只要一刷身份證，出現的頭像還是上述另一名陌生男子的。

據劉漢廷對記者稱，后經深圳福田經偵局調查，這名冒用其身份證的陌生男子真名為劉沛威，目前已被福田警方以涉嫌合同詐騙罪列為網上追逃對象。

南都記者就劉漢廷上述說法向福田公安分局相關人士證實，該人士表示，確實已經得知劉漢廷身份證被劉沛威冒用注冊公司借貸一事，目前劉沛威已被警方列為追逃對象。

劉漢廷表示，另一個冒用他身份證信息所謂的“劉漢廷”在深圳開了一家公司，并以公司的名義進行了民間借貸，又在深圳地區各大銀行開辦了高額信用卡套現，2024年該冒用人消失，留下自己來承受債務。

全國企業信息系統數據顯示，劉沛威冒用劉漢廷身份證創立的公司為深圳市玉麟空間藝術裝潢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0萬元，成立日期為2001年3月13日，法定代表人為劉漢廷。登記地址為南山區蛇口后海大道東東帝海景家園1棟4單元10D，南都記者走訪后并未發現深圳市玉麟空間藝術裝潢有限公司的存在。記者詢問附近一位物業管理人員，他向記者表示，這家公司確實存在過，但后期什么時候搬走不清楚。

據劉漢廷提供的深圳市多家法院審判流程公開數據顯示，他涉及多達32宗民事訴訟，訴訟申請人從個人到銀行再到民間借貸公司不等。這32宗民事訴訟包括已經發生判決的和陸續正在起訴的案件，在已經產生判決的訴訟中，他本人并未接受到法院的傳票，也未出席相關的庭審。

案件中，包括興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多家涉及其中。就此，南都記者致電興業銀行零售中心相關人士，得到答復為：“劉漢廷確實已過來和我們反映過這個事情，我們已經把這個事情反映到總部那邊去了。”

此外，南都記者致電負責代理中國農業銀行與劉漢廷訴訟案的代表律師，廣東嘉德信律師事務所任律師，他表示，確實知道這個事情，這個事情已經有幾年了。

隨后，記者多次致電中國農業銀行深圳支行核實，截至發稿，暫未得到回復。

“現在這些銀行和借貸公司都上門來催債，我跟他們都如實反映了情況，但是還是會有人來催債，我現在不敢有任何的資產，出行也受到限制。”劉漢廷表示。

進展

有銀行已經修改劉漢廷個人征信

據劉漢廷向記者通過微信提供的2份個人征信異議回復函顯示，經過多次憑著惠來縣公安局的證明和校對他本人的筆跡，有些銀行已經更改了他的個人征信報告。

記者在上述劉漢廷提供的2份個人征信異議回復函中看到，廣發銀行深圳分行和興業銀行已經修改了劉漢廷的征信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據劉漢廷稱，目前還是有些銀行認為他提供的惠來縣公安局的證明沒有正面說明情況，不肯更改征信，如涉及到的民生銀行、農業銀行，有的就變成呆賬。

截至發稿時記者未能聯系上民生銀行、農業銀行對此予以置評。

劉漢廷對記者表示，他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嚴查幫忙制造假身份的相關人士，及早向社會澄清相關事實，讓自己不再離奇背負超過7900萬債務，還自己一個正常人生活。

采寫：

疑點

1

相同證號不同照片

假“真身份證”何來？

劉漢廷表示，他想不明白，只有公安機關才能改動他的身份證系統，別人究竟是如何將真的抹掉而換上假冒者頭像的呢？

據媒體公開報道，廣東惠來縣警方和靖海邊防大隊負責人曾在面對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件事有些內容涉密不能報道，但他們不袒護問題。

那么劉漢廷同身份證號不同照片的假“真身份證”到底是怎么來的？

對此，記者9月21日致電劉漢廷戶籍所在地靖海邊防派出所，有相關責任人接受采訪時表示，稍后會通知專人回電接受采訪，截至發稿，記者并未接到相關電話回應。

2

身份證信息被冒用

是否還需要被催債？

深圳一家律師事務所律師表示，劉漢廷涉及到的案子比較復雜，因為他的身份證信息被兩人同時使用，而銀行作為債權人，不會主動放棄追討債權的權利的。如果他所言不虛的話，這個責任或應該要出在他本人所在地的公安戶籍科和假冒其身份證的人的身上。

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亞表示，公司和銀行簽署貸款協議，一般都要有當事人簽字，如果不是本人簽字的貸款協議，可以向警方報案說清楚事實，在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如果真的不是劉漢庭本人辦理的借貸，則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實習記者 鄒晨輝

一個人身份證的信息泄露后會受到什么影響

請看看我的遭遇你就會明白！

男子身份證被冒用負債7900萬 多出1個妻子2個兒子

2024-09-27 01:01 北青網-北京青年報

近日，在深圳工作了20年的劉漢廷先生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自2024年以來，他的身份證信息一直被人冒用并四處舉債。四年來，劉先生因此涉及的訴訟案達32宗，負債金額超過7900萬。同時他的戶籍信息中還多了一個“妻子”與兩個“兒子”，這一假冒的妻子的身份證信息同樣背負高額債務。北青報就此事致電劉先生戶籍所在地廣東惠來縣的靖海派出所，工作人員回復稱仍在調查中。

發現

身份證聯網照片非本人

2011年，在深圳工作的劉先生于一次身份證例行檢查中意外地發現自己的身份證和聯網系統里的照片不符。

劉先生回憶“當時檢查的民警還以為是我冒用了別人的身份證，待我提交了其他的證明信息后才確信我的身份。然后他建議我去戶籍所在地反映情況。”

已在深圳工作了20多年的劉漢廷，出生在廣東惠來縣。因為忙于工作，劉先生通過電話聯系了在老家曾給孩子辦理過戶口的惠來縣公安局戶政股股長，并根據提示寄去了重新辦理身份證的一系列材料。“5月份的時候我收到寄回的新身份證，但是等我去深圳東門派出所驗證時發現，聯網系統里還是那個陌生人的照片。但民警說可能深圳的系統照片沒有更新，主要以戶口所在地的系統為準。”劉先生表示，他事后在網上查詢發現，這種身份證信息錯誤的情況并不少見，所以也就沒有繼續追究。直到一年后，深圳的一家民生銀行給劉先生打來了一通催款電話。

背債

涉及訴訟案達32宗共計7900多萬

2024年12月8日，劉先生接到深圳一家民生銀行的電話稱陳先生的信用卡欠款達37萬。“我剛開始還以為是詐騙電話，但銀行正確地報出了我身份證上的信息，我便到銀行去了解情況。人家銀行的業務員一看是我，就說不是這個人，相片不相符。”在銀行登記的是一張相片與他本人完全不同，但身份證號碼以及地址卻與他本人一模一樣的身份證復印件。事后，劉先生立即報警。

而這一切只是一個開始。據劉先生提供的深圳市多家法院審判流程公開數據顯示，他涉及多達32宗民事訴訟共計7900多萬，訴訟申請人從個人到銀行再到民間借貸公司不等。

事后劉先生發現，自己的戶籍中不但自己的身份證被冒用，在世的妹妹和已經死去的哥哥的身份證照片也不是本人。而且自己的戶口中，多了一個“妻子”和兩個“兒子”。“我到計生部門查詢時發現，曾有人以我的名義到計生部門補交了超生兩個兒子的一萬多元的罰款。”劉先生稱。而這個戶口上的“妻子”的名字叫董林麗，據劉先生說，涉及的欠債訴訟案更是多達50多宗。其中有跟劉先生交叉在一起的案件。

回憶

曾委托人給孩子辦戶口

關于為什么自己的信息會被冒用，劉先生說，一切可能都要從2009年那次回老家給孩子上戶口說起。據劉先生介紹，2002年與現在的妻子董小芳（化名）結婚但未登記，一年后出生的兩個雙胞胎女兒也一直沒有上戶口。直到2009年3月份一家人才回到老家廣東省惠來縣，處理母親后事的同時補辦結婚證和戶口。“我經當時打工的老板介紹，委托惠來縣公安局戶政股股長給孩子上戶口。”將自己的戶口本、身份證復印件等信息都交給該股長后，劉先生一家返回深圳，辦好的戶口本同年七月被寄回。

而在劉先生所提供的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檔案室的復印材料中可以看到，冒用者劉沛威所用來借貸的身份證上顯示，辦證時間正是2009年5月10日，劉先生將自己的戶口本交付該股長辦理期間。

北青報就此事致電劉先生戶籍所在地廣東惠來縣的靖海派出所，工作人員回復稱仍在調查中。

作者：張艷艷

如果看待facebook用戶的信息泄露

我想這一問題值得我們所有人的反思。

facebook用戶信息泄露

據爆料，facebook上超過5000萬用戶的信息遭到泄露，并被用來精準推送廣告，影響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這在注重隱私保護的西方世界這是相當嚴重的事件，這已經造成了facebook股票的大幅下跌。

我們的隱私被用來做數據分析

實際上我們國內的隱私保護不容樂觀，很多隱私不知不覺中就被泄露出去了。我們那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的ceo的原話來說明吧，“中國的消費者在隱私保護的前提下，很多時候是愿意以一定的個人數據授權使用，去換取更加便捷的服務”，這是李彥宏的原話。作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企業之一，將侵犯個人隱私說的如此的冠冕堂皇。由此我們推斷一下，我們對于隱私保護，欠了多少債。

誰來保護我們的隱私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有發現，現在隨便注冊一個網站，都需要你提交手機號，玩個游戲，需要你提供身份證號，不僅如此，現在很多網站還需要你手持身份證的照片來進行實名驗證，要你的銀行卡進行交叉驗證。我理解國家對于某些行業需要實名制采取的措施，但是看到太多的網站不斷的在手機你的手機號，你的身份證號，你的銀行卡號，我心理感到發涼，感到害怕，他們真的不會將這些信息用作其他用途嗎？這是很大的一個問號。

我有個建議

能不能讓政府相關部門來進行實名驗證的事情，其他的公司只需要調取接口就可以進行實名驗證，除了這個部門意外，其他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收集包括身份證號在內的個人信息。

公司信息泄露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股價

謝謝，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泄露對股價肯定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是要根據泄露內容的級別來判斷，對股價的影響，一般普通信息，如公司領導層變動，生產經營情況，關聯交易，業績預告，理財，業務招標重大工程等等，均屬一般信息，在股價表現上屬脈沖性波動，是可以預見的，再如，重大信息，象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借殼，向戰略投資人定向增發股份，大股東變更，公司業績產生重虧損，等等重大信息，一但泄露，會對股價造成劇烈波動，所以，各上市公司都會嚴格執行證券法對信息披露的有關規定，對嚴重失職的管理人員也會追究職任，在制度執行上也受到很好效果，一般來講，公司信息都是絕對保密的，投資人都可以從公司大事記中了解更多的信息，由于筆者很少關注這方面的知識，對題目內容了解不清析，所以，答題不到位，請大家諒解，多包涵，在此謝謝。